我在中國國內有四位參加過「六四」的親戚、前同事和朋友,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學特級教師,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個「秘密」:
1989年「六四」期間,
但是隨著學運被強力鎮壓,他們受到了嚴厲處理……
憑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週年後,
每當我和姐夫談到中國社會弊端和變革的理念時,他都認同,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當年對民主自由的理念,
近幾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話,
總而言之,姐夫是那種後來逃避政治的「六四」親歷者。
20年前我還是縣城機關的年輕幹部,後來因為受到政治迫害,
早年共事時我們就相互信任,他願意跟我講心裏話,
大哥也是「六四」親歷者。1989年,在廣州讀大學時,
他主管經濟,在當地有改革派官員之名,還有升職空間,但是,
有一次,我在他家裡喝茶,他居然問我:「兄弟,我的錢夠多了,
那時我也很閉塞,不清楚如何轉移資產這些事。
我對貪官沒有負面想法,共產黨的錢,本來就是黑的,
大哥經常私下罵共產黨,比如對那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僵化政策,
不過他說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響,他從來不跟孩子提起「六四」,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產黨的天下裡盡力撈錢。他還記得「六四」
出國多年,和大哥沒有了任何聯繫,畢竟他是官場中人,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間學者。
任先生來自北京,相貌堂堂,經常著一襲長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
當時我已從體製出來,在南方某市的企業做管理工作,
任先生跟我講過他的過去,他說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
任先生談到「六四」面容沈重,相信他當年受到較大衝擊。
中共治下的「國學」其實是變異的。
最後一位我想介紹的,是「六四」後不久出家的僧人,
大約是在2008年,在城市裡一輛行走較長路程的公交車上,
德先生和我一見如故,而且談起時事話題很投契。和尚也能談政治,
德先生對我說,「六四」後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經被短暫抓過,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夢縈繞,所以每每有所抒發,
德先生說,「政治和尚」並不可惡,其實就是憂國憂民而已。
我和德先生一路長談。因為佛家講隨緣,他也不想留什麼聯繫,
回頭看看這四位與我有緣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點。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們,在中共暴政之下,
也許,他們現在是平庸的人群,屬於沉默的大多數。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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