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是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儘管它是黨八股的載體,面目可憎,可要研究中共和習近平,還是離不開的媒體。因為中共人事和政策的細微變化,都會在這份報紙上通過版面、圖片、文字表述等體現出來。
今年已經過去了十多天,我特意選了元月1號到10號的人日頭版來看。要觀察習近平的動向,如果沒有時間看人日整張報紙,流覽頭版就夠了。因為關於習的新聞,主要出在頭版。中共政治局2017年在落實八項規定的實施細則中,對政治局委員這一層級的領導幹部的報導規格,有非常細緻的規定,細緻到婆婆媽媽的程度,但明眼人都清楚,這個規定是只限制除習外的包括總理在內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對習的報導,則要多長有多長,要多密集有多密集,所以在過去五年,在人日和央視,習的新聞永遠霸佔頭版的主要位置和新聞聯播的頭條。如果哪一天人日的頭版和央視的新聞聯播不見了習,人們都會覺得奇怪,是不是習出事了。過去幾年,由於習玩神隱,有時連續多日不在人日和央視露面,曾多次引起外界關於中南海政變傳聞。
元月前10日頭版關於習的報導安排如下:1、2、9、10日頭條是習的新聞,其餘六天4日和8日沒有習的新聞,3、5、6、7四天習的新聞放在二條或三條。這個版面安排是否意味著中共的宣傳部門對習的宣傳報導有所淡化和降溫,現在還不能下結論,一是十天的觀察時間太短,二是習缺席兩天的頭版報導,原因很可能是他這兩天沒有公開的活動。但是可以去比較一下這十天和之前人日頭版對習的新聞的處理。
我也查看了人日去年12月整月和更早些的頭版版面安排。總的來說,多數日期習的新聞都是放在頭條,有個別日期甚至整個頭版都是習,12月之前這種狀況更明顯。但在12月下旬,習在頭條和二、三條的頻次似乎和1月前十天差不多。也就是說,假如當局有意要對習的宣傳降溫處理,應該從去年12月下旬已開始。
人日頭版頭條對習的處理其實有講究。以今年前十日來說,四類情況習必占頭條:一是有習出席的各類會議,尤其是所謂重要會議,比如十日的頭條是習在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占了頭版的一半篇幅;二是以習署名的文章,比如一日的頭條是習的新年賀詞,相當於他的署名文章;三是習的各種指示批示,比如二日和九日的頭條分別是習致信經濟日報創刊40周年,以及習對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四是習的外訪和重要外事活動,但是,並不是習會見的外國領導人都會放在頭條,相反,這種情況多數被安排在二條或三條,比如習在這段時期會見了幾位外國領導人或者和他們發賀電,包括和菲律賓總統小馬斯科的會談,都是放在二條或三條處理。在沒有習佔據頭條下,一般是把國內某個方面或地區的成就報導放在頭條,比如三日的頭條是關於重大工程的話題,四日的頭條是關於去年宣傳工作的綜述。中共其他領導人是決不能上頭版頭條的,不論他們參加的會議或活動或講話實際是如何的重要。
我之所以要觀察這十天人日頭版對習的報導有什麼變化,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想看看在動態清零被拋棄後,習的權威和形象嚴重受損的情況下,當局是否會對習的宣傳報導降溫。官方當然不會有一個文字的東西,指示各級黨媒黨刊要降低習的宣傳調子,但可以從官媒不提某些習的標識口號,以及版面處理尤其頭條的安排反映出來。比如官方沒有明確宣佈廢止動態清零政策,因為這關係到習的面子,過去三年,清零政策是習施政的總綱,一切圍繞著防疫清零轉。然而,自去年12月初當局出臺的防疫新11條不見了動態清零的字眼後,當局的所有會議和文件,凡涉及防疫都不提這四個字,連習自己的講話也不再提它,這就明顯表明動態清零政策被當局拋棄了。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放棄清零,只要不是因為疫情已經防住無須再清零,對習就是一大挫敗。他的權威和形象自然就會因此受到衝擊。
那麼,衝擊自然不只表現在官媒的宣傳報導不提動態清零上,不只是在某一個點,還會涉及一個面,會在諸如降低宣傳神化習的調子上得以體現。當局過去對習的宣傳神化可謂走火入魔,把習塑造成一個似乎無所不能的神,永遠正確,從不犯錯。但是人就會犯錯,這是最基本的道理。民間當然不信官方的宣傳神話,吹鼓手們更是不信,可是極權政權的宣傳邏輯必然要這麼做。不只是習,歷史上所有的極權政權,都要神化領袖,儘管現實一再打臉,捧得多高,摔得就有多嚴重,但是後來的極權政權領袖和「戈培爾」們總是看上去患上健忘症,樂此不疲,用盡各種方式和工具大吹特吹領袖的英明和偉大,直到特別大的社會災難發生,才會暫時按下神化領袖的休止鍵。
另外,如果降低神話宣傳習的調子,會不會和中共二十大後選出新的宣傳主管也有些關係?現在新換的宣傳部長是有「北大神童」之稱的原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李書磊。李本質上是個書生和學者,但在官場浸淫了這麼多年,尤其在習時代官運亨通,如今還保留多少書生氣,很難說,不過,假如他內心深處以學者自居,有一絲學者的良知,相信他對前任的那種在宣傳上對習的諂媚之態,也是看不下去的,這或許是他在二十大結束後不久發表在人日上的學習二十大精神的文章,要寫上發揚學術和藝術民主的原因。雖然李在黨國一言堂的背景下,要改變目前的宣傳模式是不可能的,因為這超出了他的許可權,但習的抗疫失敗也帶來一個機會,能讓他對宣傳機器過度神化習做出某種校正,去年12月下旬以來一直到今年1月上旬人日上的頭版有關習的報導,似乎給人這種印象。
當然,對習的神化宣傳調子到底是真降溫了?還是我得出一廂情願的錯誤印象?需要更多時間去驗證,尤其3月的兩會將會是個很好的機會。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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