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芝加哥市長戴利(Richard Daley)以政壇鐵漢聞名,2010年他為了整頓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芝加哥,積極主張更嚴格的槍枝管制,槍枝管制和降低犯罪率的連帶關係,本可受公評,但當記者再次向戴利提問:請問市長您覺得槍枝管制政策是否有助遏制犯罪?戴利卻不耐地回說:「如果我把它(槍)抵住你的屁股,你就會發現這多有效。」
《紐約時報》一篇報導曾這樣形容戴利,說他和他治理的城市(芝加哥)一樣複雜,很容易生氣、情緒起伏大,非常會照顧自己人,但對個人政治前途沒有幫助的人都很無情,且心胸狹隘,對外界的批評總表現得過度敏感。但無論如何,他因為不拘小節的魄力,還是受到民眾普遍支持,一度雄心勃勃要申辦2016年奧運(但最後輸給里約熱內盧),半夜強行突襲徵用機場旁的土地成了他施政代表作之一,就算被批評是惡霸、獨裁也無所謂。
他身為芝加哥最知名的前市長,功過如何相抵是一回事,他的政治用語卻讓我們不得不有所警覺。「如果我把它(槍)抵住你的屁股,你就會發現這多有效」這一經典名句,日後便被《大西洋月刊》專欄作者拿來當例子,以解釋為什麼美國的政治會愈來愈暴力。
《大西洋月刊》文章內容說,若在其他工作職場,戴利的發言,恐怕早讓他丟了工作,偏偏美國政治對這種發言一直以來容忍度都頗高,甚至認為政客偶爾即興的「粗魯」,反而是一種霸氣、脫俗的表現。進而,這種粗魯在美國政治圈愈發司空見慣,漸漸不只是對事,還會直接對人,尤其是對付政敵。可以說,過去美式政治文化這一面,允許了政客言行略帶粗鄙,有時這不只沒有讓損人的得到罵名,還贏取掌聲,然後再間接鼓勵不同黨派立場的極端支持者有樣學樣。
到2018年,匹茲堡一名反猶主義份子在一座猶太教堂大開殺戒,美國社會才進一步驚覺,原來當國家犯罪率上升,因「政治仇恨」而來的犯罪也同步增加。當年有兩名政治學者發表了一篇題為「致命的黨派群眾」論文,發現美國民眾不只政治立場分裂,甚至有兩成左右的人認為偶爾對他們不滿意的公職人員發送威脅信是可以接受的,有同比例的美國民眾竟然覺得如果當下有他們反對的政客剛好死了,對這個國家說不定會更好。論文的作者稱這是「令人震驚的殘酷情緒」。當時有近一成(民主黨、共和黨皆然)的民眾還說為了在選舉中勝利,一定程度的暴力未必不可行。於是,2021年就發生了美國國會大廈因大選導致選民闖入的衝突。
雖然在政治領域認同語言暴力或行為暴力的仍是少數,但只要有一成的人這樣做,就代表了有數以萬計的人(美國人口比例)恐不受控,長此以往再彼此助長仇恨,這樣下去一個國家的政治怎可能太平?
至於什麼是政治暴力的驅動力,無論《大西洋月刊》還是「致命的黨派群眾」論文,無非都指向了政客對敵手苛薄、惡毒的語言難辭其咎,一開始我們以此為鐵漢、硬派的表徵,但這些發言卻實實在在誘發了不同政黨支持者好鬥的心理,所有在檯面上享受褒揚的政客,往往嚴重忽略自己低劣的言行有時就像傳染性極高的病毒一樣,一旦在支持者間散開來後怎麼擋都擋不住。
在情緒漸次堆高下,政黨間的仇恨值只會增不會減,原本最多就是黨派偏見、成見,很快地「攻擊、羞辱」也變成了一種時下政客的標配。當從政者踩著品格底線咄咄逼人,無論對內或對外的基本約束都失去後,這些「話」的作用,恐怕就不只是為表現政治上的進取而已。
美式政治不盡完美,至少時時刻刻都在檢討,這些提醒或許也適用黨派競爭激烈的台灣。當台灣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確診消息傳出,侯友宜在記者會上回應一句「我想他應該沒有打1922,我在這裡期待他早日康復,回到工作崗位」,其中刻意先說「我想他應該沒有打1922」,不就是為了之前中央、地方在「恩恩事件」上的爭點而來,但,政治對手染疫會是一個市長機靈展現「回馬槍」的時候嗎?有多少支持者針對這句話再以更惡毒用詞加碼附和,所謂「致命的黨派群眾」就這麼來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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