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肺炎（即在臺灣香港及曾在中國俗稱的「武漢肺炎」）成爲全球災難。目前(22日)全球過25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多國的數字還在指數上升階段，非洲、拉美、印度、中東等公共醫療體系薄弱的地區正有走向災區趨勢，最終死亡數字一定慘不忍睹。全球多國不同形式地處於「閉關鎖國」狀態，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大面積停頓，國際生產和貿易鏈被打亂，糧食危機一觸即發，社會和經濟損失難以估算。可以說，2019-2020新型肺炎是二戰以來全球面對的最嚴峻挑戰。

自從疫情在武漢爆發開始，中國政府的責任就一直被討論，一開始是「國内帳」，現在則要算「國際帳」。那麽客觀而言，中國政府應該負上什麽責任呢？

首先，新型肺炎在中國最早爆發，其成因有一定的自然因素，但也有社會因素。

現在新冠病毒的如何起源還沒有最終結論，但科學界最被人接受的説法是新冠病毒本只存活在野生動物中，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發生「動物傳人」，武漢成爲爆發原點。中國香港科學家兼中國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袁國勇教授在《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一文中寫道：「流行病學研究明確顯示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為初期擴散點，病毒很大機會在場內由天然宿主交叉感染中間宿主，再於中間宿主體內出現適應人體之突變，繼而出現人傳人之感染。」

動物傳人是自然過程，實屬不幸，但並非不可避免。如袁國勇所言：「SARS冠狀病毒於果子狸身上尋得，其後中國明確禁絕野生動物交易」。但「中國人完全忘記SARS教訓」，十七年來，「野味市場禁而不絕，而且愈趨猖狂」，讓「環境擠迫、衛生惡劣、野生動物物種交雜的活野味市場立足於先進城市之中心」，大大增加了動物傳人的機會。

雖然現在中國輿論開始為食用野生動物辯護，說最早「不一定」從華南海鮮市場爆發，也「不一定」從野生動物傳給人。但疫情發生後，中國全國人大很快就出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立法，這正説明中國領導層的見解也和袁國勇雷同，否則何必急於立法？假設中國政府早在2003年SARS之後就痛定思痛，嚴格立法和執法，是否能避免新型肺炎瘟疫的悲劇，這很值得深思。

「病毒實驗室流出說」永遠沒答案

此外，還有人認爲病毒並非在華南海鮮市場「動物傳人」，而是在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研究蝙蝠冠狀病毒時因管理不嚴格而流出。這點是否屬實，恐怕永遠沒有答案。但萬一是真的，中國政府的責任就更大了，因爲中科院病毒所就是中國政府全資設立的科研機構，受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管轄。批准和資助研究過於危險的項目是一錯，管理不善是另一錯。

其次，中國政府在早期處理不當是瘟疫一發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遏制病毒傳播的最佳時機莫過於爆發之初。中國基層醫生和科學家其實在此事上表現上佳。由於有SARS的經驗，一些武漢基層醫生在12月下旬就意識到有「類似SARS病毒」的疫情流行，一些中國科學家也很快就分離出病原體，完成測序。現在大概知道，從首例病人就診到被醫生發現有新型病毒大概是兩三個星期的時間，再到分離病原體完成測序不到兩個星期。客觀而言，這是一個值得稱道的成績。

但武漢醫生和中國科學家不等於中國政府。相反，上升到醫院領導和政府官員的層次，就完全走樣。政府或出於維穩之故，千方百計地阻撓醫生和科學家「吹哨」，企圖嚴密封鎖真實信息。最早發現者之一「發哨者」醫生艾芬被醫院領導訓斥，要求她不得外傳，也不能在醫院談論此事，連本院的醫務人員加強防備也不讓，怕影響不好。公安「訓誡」了多名「吹哨者」，引起公衆廣泛討論的已犧牲的李文亮醫生亦在其中。中央電視臺出面「辟謠」。廣州一公司從樣本中檢測到類似SARS的基因片段，被要求不得公開，樣本要銷毀。這個指令据信是有關部門發出，其他單位也收到如此指令。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和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張永貞團隊最早在1月5日已完成病毒全基因組測序，卻公開卻被拒絕，最後在11日把心一橫，自作主張傳上國際公共服務器，第二天就因要「整改」而實驗室被關閉。張教授說「歷史會還一個公道」，背後意味什麽不言而喻。

中國投入重金建設的傳染病監測直報系統沒有發揮作用，預警系統失靈，依然依靠以往的層層上報流程，似乎在區一級或武漢市一級以及卡住無法上報。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還是在微信才得知消息，才匆匆趕往調查。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科學家的説法，到武漢之後並沒有見到高層官員，武漢當地醫生也沒有把病例如實相告。在武漢診斷方案過於嚴苛，忽略了「人傳人」的可能（有説法是疾控中心制定一套寬鬆的診斷標準，武漢衛健委又收緊了）。疾控中心科學家最後在電視上說出「沒有明顯的人傳人證據」，讓大衆掉以輕心。

中國欺上瞞下的政治傳統

中國雖有透露疫情信息，但一再淡化疫情的嚴重性。武漢當局為順利進行「兩會」，對公衆瞞報疫情。武漢疫情長達近一周「原地踏步」，武漢肺炎成爲「愛國肺炎」（即只在外國發現新感染者）。武漢也沒有阻止大規模聚集，武漢人民如常生活，繼續開「萬家宴」。可以確信，在12月底到1月19日這關鍵的兩三星期，武漢已出現廣泛社區傳染。

武漢同樣沒有在大規模的春運開始前阻止人口流出。在1月19日院士鍾南山說出有明確人傳人證據後，中國官方不久（1月23日）做出史無前例的「武漢封城」決定，但在真正封城前已有五百萬人離開武漢，走向全國和世界各地。這些「武漢人」成爲病毒傳播的中轉站。

中國專家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最初幾週的處理不當「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眾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進而加大了後階段疫情防控的難度」。這是恰如其分的。

目前看來，中國的失誤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員的問題而不一定是中央的直接失誤。但也有種説法是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月初就提議啓動二級響應，但被更高層否決。況且，這套嚴密控制的體制本來就是中央建立的，欺上瞞下本來也是中國政治的傳統，對此中國政府無法擺脫責任。

第三，中國沒有及時自我封關，還阻止各國發出對中國的旅遊警告和對中國封關。

中國在1月23日對武漢封城，確是史無前例的大膽措施。封城初期，武漢一片混亂，醫療系統崩潰，很多人失救致死，大量武漢人承受苦難。但從阻止「武漢人外流」的角度看，應該說在原則上是富有成效的。但中國採取的措施依然有不足之處。

其一，如前所述，中國沒有在春運之前控制交通，武漢作爲「九省通衢」，每天人流數十萬計，又逢春運，在中國刻意隱瞞疫情時期已有大批「武漢人」走到中國和全球各地。武漢封城從宣佈到實施，留下十幾個小時的間隙，更導致大量「武漢人」「逃離武漢」（這可以理解）。這些人有多少是「五百萬」之列，目前不得而知，但數字一定非常可觀，當時報道是機場擠滿人，出城道路大塞車。不少武漢人到外國旅游，順道「避疫」。有人故意服用退燒藥，以便瞞過中外檢疫人員。意大利的第一、二個案例就是到意大利旅游的武漢人。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國在武漢封城之後，同樣沒有盡量關上國門。於是，不少「逃離武漢」的人繼續直接出走外國成爲傳染源，在全國其他地方被「武漢人」傳染的中國人也有機會到外國成爲傳染源。海外其他地區一開始只防範「武漢人」或「湖北人」，但中國其他地區的人也可能成爲傳染源。中國香港堅持不對大陸封關，大部分地區又把香港和中國分別對待，最多只封大陸旅客不封香港旅客，於是也成爲傳播病毒的另一個漏洞。

如果當時中國採取封國措施，很大可能避免疫情擴散到其他國家。就算中國不自動封関，對其他國家對中國封關也應加以理解。事實上，中國對朝鮮、俄羅斯和伊朗等「盟友」一早對中國封關，中國卻表示可以理解。可是，當時中國卻向其他國家施加外交壓力，對它們採取嚴格入境措施「説三道四」，力阻各地對中國發出旅遊警告和「封關」。

世衛在1月27日，已經把區域及全球面對的風險等級定義為「高」。可是1月31日，世衛依然宣佈「世衛反對任何針對中國的旅遊及貿易限制」。（湯森路透）

「中國人民為世界爭取時間」似是而非

中國鼓動世衛組織配合中國的議程。世衛在1月27日，已經把區域及全球面對的風險等級定義為「高」。可是1月31日，世衛依然宣佈「世衛反對任何針對中國的旅遊及貿易限制」，强調中國「可防可控」。世衛公開反對旅游限制，無疑是中國最想看見的「聯合國認證」的理由。有了世衛的背書，中國頻頻以「不顧世衛組織建議」爲由向外國施加壓力。

中國對實行撤僑和「封關」的美國口誅筆伐，外長王毅以及外交部各發言人在各種場合不斷抨擊對中國采取的旅游限制措施，「不厚道」、「採取過激措施」。

中國强硬反對各國對中國采取旅游限制，導致病毒跨越國境擴散。一旦在第二國形成社區傳播，就會蔓延到第三國，第四國，實施上病毒就是這樣傳開的。

順便說一句，中國一直强調「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為世界爭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這種説法也似是而非。

武漢人民固然在封城期間損失慘重，但武漢封城（和中國其他地區封閉式管理）的首要目標都是爲了病毒不在中國擴散，最多說是「為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的同時，也順便拖延了病毒在海外擴散。如果中國不這麽做，病毒固然會在海外擴散得更快，但中國的疫情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如果中國真的願意「為世界付出巨大犧牲」，何不一開始就封國？

中國這種要求世界「感謝中國」的思維，和二戰時强調中國「拖住日本」為世界做貢獻如出一轍。事實上二戰中，中國如果不「拖著日本」，中國就直接滅亡了。中國「拖住日本」首先是在自救（還是在世界支援下），而不是給世界做貢獻。

※作者為國際關係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