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醫界對健保署八月準備施行的自費醫材上限一案,發出強烈抨擊,力道之大,連蔡英文總統都表關切。
最後,在陳時中部長斡旋下,宣布暫緩實施,再繼續與醫界進行溝通。
對健保署來說,可能覺得很委屈。
過去秉持相同的治理邏輯,對藥材方面的價格規限,也順利通過(不是沒有反對聲浪,醫界抨擊此一作法讓台灣拿不到好藥,讓部分好的藥退出台灣市場)。怎麼這次輪到醫材,醫界的反應如此劇烈?
全民健保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以量制價、總量管控。
除非再次推動修改全民健保的施行精神與規則,否則,只要此一核心原則不變,信奉此一原則的公民團體與政府部門合作之下,未來應該還會有更多引爆醫界或民間不滿的法案推出。
全民健保的深層辯論,本文力有未逮,暫且擱置。
本文想談的是,在台灣,各種法案的推動,其實背後有不同利益團體在對政府進行遊說。某個版本的法案勝出,代表的是某個遊說團體成功讓政府相關單位採納其論述。
然而,有些議題領域的遊說團體,彼此之間的實力懸殊,好比說環保議題中財團支持的遊說團體與缺錢缺人的環保團體,誰更有心力與資金去對政府進行遊說,不言可喻。
若法案的推動全都按照目前的做法(遊說團體向政府相關部門提案、召開公聽會,取得產業共識後對社會大眾公布,取得民意支持後交付立法院進行修法),說實話,到頭來還是對資本雄厚或長期耕耘政府關係的遊說團體較為有利。
最近高雄順利完成罷免投票,再次展現了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也是民主法治成熟度更上一層樓的象徵。
我認為,未來政府應該逐步將非人權議題等重大爭議法案的最後表決權,交付社會,人民有直接對非人權議題的重大爭議法案進行表態的權利,想通過法案的遊說團體,必須向整個社會進行遊說。
現行的狀況是,某些遊說團體長期耕耘政府關係,甚至根本變相成為政府部門的民間智庫或政策意見徵詢對象。然而,這些遊說團體只代表該領域的部分聲音而非全貌。
以我熟悉的出版業來說,政府相關部門總是只跟某幾位意見領袖徵詢意見,其他的意見就容易被疏遠或忽略,以至於推動出版相關政策時,總是偏向某些聲音而忽視其他聲音。
也就是說,很可能政府部門在擬訂某一政策草案之初,所能獲得的專業意見或社會輿論聲音就不夠全面。從一開始就在不知覺間陷入某種偏頗,若再加上政府部門原本也有自己的偏好立場或施政方針,兩派人馬很難不會合流,排除了其他聲音。
瑞士一年舉辦四次公投,法案從倡議到公投有一連串的行政程序要走,大小事均可付諸公投。
現階段的台灣或許還無法事事都讓人民進行公投,但是,牽扯重大爭議或重大利益的非人權議題法案,我認為應該讓人民的集體意志決定,遊說團體不能只專攻少數政府部門或立法委員的遊說工作就可以,必須將整個議題交付社會討論,相信公民意志與群眾智慧。
當然,對於法案該如何設計投票的文字必須精確規定,不能再出現像2018年那次,靠著玩弄修辭技巧,混淆投票人理解力的方法偷渡過關。
我相信長期來說,想要深化台灣民主,讓人民更關心公共事務,公投的常態化是必須要走的路。讓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全部常態化,進入國民日常生活的一環。
民主是主權在民,卻也不是投完票就把國家大小事都丟給政府部門處理。如果真的這樣做,最後只會讓懂得遊說政府部門接受自己法案的利益團體從中得利,公民必須更務實的聯合起來,支持跟自己主張意見一致的公民團體,使其有足夠的力量與政府部門和其他不同立場的利益團體斡旋,制衡特定利益團體。
與自己相關的政策的立場,說到底只能自己守護,如果自己放棄了遊說政府採納自家立場的權利,很可能就是由支持其他政策立場的利益團體勝出。
民主國家的各項政策的具體執行方案,是各方勢力的辯論折衝下的結果。若放棄進入協商機制,很可能就是其他人全盤端走!
太陽花學運之後,民間發起的零時政府等公民聯合組織,在本次防疫工作上也發揮了不少助益,相信若也能在施政論辯的公開透明化與公投的常態化上著墨深耕,會是台灣社會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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