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你知道，你的iPhone、筆記型電腦與慢跑鞋，有八成是由總部設在台灣的公司所生產。假如你有在關注國際商業新聞，說不定還聽過生產這些產品的公司，例如富士康、廣達、裕元。但是，除非你在沙漠過一輩子，不然你八成會擁有一項產品，而生產它的公司你卻八成沒有聽過：福太洋傘工廠。福太不具備高科技公司的知名度和魅力，但人人幾乎都少不了雨傘這種尋常之物，而福太生產非常多雨傘──全世界第一多。

1926年，福太創辦人陳添福在一戶農家出生。當時的台灣仍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他的人生故事既非凡、又平凡。他的成就不同凡響，但他的個人生命歷程，同時也是過去數十年來他的國家所走道路的忠實寫照。講述陳添福的故事，有助於說明台灣經濟發展的軌跡──從農業到工業，從出口製造業到海外投資（投資標的多半在中國）。陳添福抓準機會起家興業，而這些機會是由一系列的政府政策與市場潮流所造就，因此陳添福的故事也能讓我們對台灣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台灣經濟發展所處的全球經濟情勢有更多瞭解。

陳添福創業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結束沒幾年。當時他本在一家水果貿易行擔任出口經理，公司業務很簡單：台灣農民為日本消費者種植香蕉與鳳梨。農產出口業最難的環節在於製作鳳梨罐頭，以及確保香蕉在還沒爛掉前就送到當地。難歸難，對台灣果農來說，那仍是個黃金時代；1950年代的台灣島是著名的香蕉王國，甚至還有一位「香蕉大王」：商人陳查某。台灣政府鼓勵農產貿易。農業是台灣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所在，出口則能帶來亟需的外匯。

儘管那時還只是個年輕人，陳添福卻已深信兩個道理：「永遠早一步」和「把目標放在長久財，而非機會財」。據台灣《商業周刊》人物特寫報導，陳添福認為香蕉市場馬上就會飽和，於是早在1951年便著手尋找事業新天地，要從競爭激烈、利潤微薄的香蕉王國中脫身。

1953年，陳添福拿出自己的存款，一千三百美元，在台北開了一間製傘工廠。起初，他把香蕉銷往日本，換購日本生產的傘架；當年的日本是首屈一指的雨傘出口國。1953年，陳添福與九名員工胼手胝足，用日製傘架與傘布，每個月組裝出六千把雨傘。在《商業周刊》專訪中，陳添福回憶起香蕉大王笑他傻：「大家為的是賺香蕉錢，所以可以買雨傘賠錢（原報導編按：日本為平衡逆差，因此要求台灣必須購買日本工業品，傘材也是選項之一），那你〔卻〕要來做雨傘工廠？」

在1950年代早期轉往製造業，是一步險棋。當時台灣政府嚴格控制產業轉型，對於進口零組件課徵高關稅，包括陳添福需要的傘架。但陳添福知道，賣香蕉之類的生意（以及賣米、糖的生意），都正在創造一種對消費商品的需求，所以他決定不等市場成熟，要比別人早一步布局。數世紀以來，台灣人拿的都是紙傘，而尼龍傘面與鋼骨堪稱邁進一大步。紙傘雖然漂亮，但綁竹工法與油紙傘面讓紙傘既昂貴又沉重，而且面對暴雨還不太可靠。台灣屬熱帶氣候（台北全年雨日超過180天），耐用、價廉、質輕的尼龍傘成為大受歡迎的創新產品。

福太的發跡史堪稱進口替代的經典故事。豐沛的廉價勞動力（包括親力親為的陳添福）彌補了公司的低技術水準與低資本投入。憑藉最基礎的技術與進口零組件，陳添福設法生產出台灣消費者可接受價格的量產雨傘，進而累積出資本可以再投入自家事業。

他也確實投入更多資金。沒幾年後，他就開始進口未加工鐵管，製造自用零組件，這不僅提升了福太的附加價值與技術水準，也為他帶來低關稅稅率，因為他進口的不再是工業零組件。漸漸的，福太從簡單的組裝，轉向挑戰多樣且複雜的製程，包括鋼鐵材料製造和電鍍、用塑膠模具製作傘的握把、尼龍傘面印刷，以及雨傘的設計。

後來果真如陳添福的生意經所料，不久別人也看到製傘潛力，新的供應商迅速進入市場。政府開始支持製造業，先以國內消費為主，後來轉為出口導向，一間間小工廠在島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陳添福回想當年台灣出口製造業蓬勃發展的高峰，人人都把「客廳就是工廠」這句口號掛在嘴邊。農民利用農閒時間投入，成為產業的下游基礎，製作包括雨傘在內等各種消費商品。

台灣從香蕉王國搖身變成雨傘王國（還有玩具王國、拖鞋王國、廉價塑膠製品王國……），陳添福的投資也有了回報。福太生意蒸蒸日上，在台北市郊五股蓋了一處廠區，每年將原物料改頭換面成三百多萬把雨傘完成品，同時另外再生產組裝六百五十萬把雨傘需要的傘架，賣給台灣與國外的其他組裝廠。福太持續保持業界領先地位，因為它已站穩腳步，在技術上也占優勢。《商業周刊》的報導說，陳添福為其他小供應商供應零組件，從而化競爭者為顧客。

顛峰時期的台灣製傘業稱霸了全球市場。八十家公司經營超過三百間工廠，供應美國與西歐三分之二的雨傘進口。到了1970年代中期，雨傘量產市場的供應商幾乎全在台灣，連日本也難敵；明明二十年前，日本還在為台灣的新興產業提供零組件，此時卻幾乎只生產高級雨傘。

福太投身進口替代工業，為本地市場生產雨傘，而後轉型為出口導向產業。福太也投入了代工生產（contract manufacturing）：台灣經濟發展路線的另一項關鍵要素。1970年代中期，福太總產能有四分之一是提供給一間美國公司，亦即總部位於俄亥俄州洛弗蘭（Loveland）的Totes Inc.。

在美國成立、行銷品牌的前景望之令人生畏，但掛著Totes的品牌販售，讓福太得以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產品開發與優良製造，而非品牌經營與行銷。代工生產是台灣實業公司的共同戰略，今昔皆然。但福太投入研發的資源卻超乎尋常。這家公司擁有數百項雨傘製造新技術專利，更開發出最早的自動開合傘與其他眾多創新。陳添福的兒子告訴《商業周刊》：「我最佩服父親的就是他不斷研發的精神。」

代工生產有其優點，但利潤微薄。一個產品中的品牌相關價值泰半累積在品牌所有者身上，代工生產商幾乎隨時可以替換，導致後者在議價能力上居於劣勢。對於台灣廠商（以及日本國內其他成功的代工生產商）而言，品質與可靠（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互信關係與穩定管理）是吸引顧客不斷回頭的關鍵。儘管代工生產一直是福太經營模式的重要一環，福太最後還是在海外成立了子公司，銷售自有品牌商品。福太創立的第一批品牌於1991年進入美國市場。此後福太的產品除了經由貼牌製造模式在美販售之外，也掛上「Rainkist」、「Leighton」與「Tina T」等自家商標在美上市。

低廉的勞力成本使台灣出口製造業得以一飛衝天，但飛速成長也導致工資水漲船高。1961至1971年間，台灣人均收入成長至原來的兩倍以上，而後又在三年間翻了一倍。光是1973年，薪資水準就成長了50%。永遠早一步的陳添福料中了局面發展，他很早就開始多角經營，確保福太事業單位能在新興產業中，以及更有價值的消費性製造業中占有一席之地。

為此，福太將公司析產分立（包括與日本廠商合資的公司在內），分拆為專研各個製程環節的多家子公司。這些子公司隨後也發展出其他產線，從速克達皮帶、熱導管到鋁質電容外皮，各式各樣。福太的關係企業在上述個別產業領域中均握有相當大的市占率，若不是位居產業第一，至少也名列前茅。這些子公司也把技術帶回福太，例如協助福太將鋁應用到雨傘設計中。

1980年代初期，台灣的雨傘霸主地位不再，此時工資上漲迫使福太往島外尋找製造業契機。1982年，福太在哥斯大黎加與印度開設工廠。1990年，福太也搭上了本書將探討的那股潮流──在中國設廠生產。今天，福太及其子公司在廈門與蘇州生產雨傘、金屬製品，以及木製與塑膠零組件。控管、支撐整個事業群的則是位於台北的一間銷售辦公室和設在香港的一家投資集團。台灣區製傘工業同業公會總幹事在2008年表示：「它（福太）的地位沒有人能夠撼動，是整個產業的頭頭，包含大陸。」

從農業、國內消費性製造業、出口製造業、多角經營到外商直接投資，福太走過了台灣經濟發展旅途中的每一站。1990年代，「雨傘之王」陳添福努力為其事業注入新生機，在把勞力密集的生產轉移到工資低廉的中國之同時，也持續開拓客群及開發新產品。憑藉「永遠早一步」和「目標放在長久財」，陳添福在1953年創辦的福太洋傘永遠領先競爭者，而陳添福也如《商業周刊》所說，「不論晴雨，一直在為台灣製傘這個行業在撐傘。」其實，陳添福不只打造了台灣的製傘業，他也是「中國興起成為世界工廠」這股力量更大、影響更深浪潮的弄潮者之一。本書要探討的就是這股浪潮：數以千計的台灣企業家如何建立事業，同時在過程中改造了中國經濟乃至於全球經濟的樣貌。

※本文為《從MIT到中國製造：台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序：雨傘之王／春山出版／作者為美國政府東亞安全事務顧問，著名台海問題專家，北卡羅萊納州戴維森學院東亞政治學榮譽教授，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曾為國立政治大學及上海復旦大學訪問學者，進行台灣研究長達四十年，已出版兩本關於台灣政治及兩岸關係的學術專書和多篇論文。其普及著作《台灣為什麼重要？》（Why Taiwan Matters: 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文字深入淺出，備受讀者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