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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臺灣　臺灣研究還有未來嗎

涂豐恩 2017年06月03日 07:00:00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2012 年的夏天，我突然接到好友琪琪的信，她說正在籌辦一個臺灣研究的會議，有篇關於臺灣史的論文還缺一名評論人，遍尋不著人選，問我是否可能上場救援。當時的我正準備前往日本，接受為期兩個月的語言訓練，出發在即，實在沒辦法接下這個任務。不過，最後我們還是找到了一個辦法：我在會議前交出書面評論，由她代為宣讀。問題也就算這麼解決了。

這是我與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以下簡稱NATSA）結緣的開始。（下圖：NATSA 2017年會議海報　NATSA粉絲專頁）

當時我對這個組織毫無所悉，不知道它自 1990 年代，由一群臺灣的留學生創立以來，已經經過十多個年頭；不知道當年的成員，不少早已成為學術界中出色的學者（也有人轉換跑道，成為了政治人物——比如現任的臺中市長）。當然也不曾想過，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自己的參與會越來越深，成為了籌辦委員會的一員。

不過這世界上本來就充滿了各種意外。2013 年的夏天，同樣的年會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舉行，我被找去擔任會議工作人員，那是我第一次親身與會。隔年年會移師威斯康辛大學，然後是哈佛大學、多倫多大學，直到今年五月重回東岸，於加州的史丹佛大學舉辦。回頭一看，竟然已經匆匆五年過去（還不算無緣參與的2012 年）。

這五年的時間，我有幸以不同身分參與會議，除了得以接觸來自世界各地、各種領域的臺灣研究學者，近距離學習他們的研究成果外，每年也有了一個固定的時間，能夠觀察和思考「臺灣研究」在北美地區的發展，目睹這個領域所面臨的挑戰，感受其中參與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焦慮。

對部分讀者而言，「臺灣研究」也許是個讓人困惑的詞彙，乍看之下，它所涵蓋的範圍似乎太過廣泛，好似漫無邊際：難道所有關於臺灣的研究，都可以算是臺灣研究嗎？

在北美的脈絡下，「臺灣研究」往往指的是關於臺灣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研究，換言之，參與者多半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者，自然科學的比例相對較少，這一部分是因為，相較於人文社學科學，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未必具有強烈的地域性。比如，無論哪個地方的數學家，研究的都是同一套數學，要解決的問題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但研究臺灣的歷史學者與研究美國的歷史學者，面對的卻可能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脈絡與問題。

不過，即便只侷限於人文社會科學，「臺灣研究」仍然是個龐雜的範疇，NATSA 的年會也反映了這個現象：在每年發表的數十篇論文中，往往涵蓋了各種領域：文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國際關係、法律、教育研究、電影研究⋯⋯往正面看，這表示臺灣研究屬於所謂的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研究，不被僵化的學科邊界所限；但批評者不免要說，這反映臺灣研究缺乏了共同的方法論與核心議題，不過是個鬆散的框架，與現代專業學術研究細緻分工的本質格格不入。（下圖：圖2　NATSA會議現場　NATSA粉絲專頁）

這樣的批評並非毫無道理，但這些問題卻不是臺灣研究所獨有，相反的，他們不過是所有「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共同面臨的問題。而對於類似批評的現成回應，其實也所在多有。比如，每個學科內部，未必如這些批評者所相信的，有套堅實而穩定的核心方法論或問題意識，傳統的人文學科如文學與歷史就不用說了，就連誕生於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經過一百多年以來的發展，其實已經變得多元而複雜，同一個學科內部的研究者，探索的問題、採取的方法，很可能南轅北轍到讓人懷疑既有的學科框架是否還有效。

另一種更具建設性的思考，則是把區域研究與一般人文社會學科的差異，看作一種互相刺激和挑戰的契機。換句話說，我們無須厚此薄彼，而可以採取實用主義的角度，端看何者有助於知識的生產與學術的推進，有助於我們對這個這個世界獲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說法，那麼臺灣研究作為區域研究的一種，問題就不在本身方法論或問題意識的多元（或模糊，端看你覺得這個是好事或壞事）。相形之下，真正值得探問的，反而是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除去情感上的理由，臺灣還值得研究嗎？如果是，理由是什麼？如果我們不能在學術上和知識上找到一個好的理由，臺灣研究會不會變成一群臺灣人（或者與臺灣有各種因緣際會的人）的自說自話？

過去五年，這樣的問題以不同形式在NATSA的年會中反反覆覆出現。印象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是 2013 年史書美教授在會議主題演講中拋出的挑戰：為何臺灣沒有理論？另一個則是 2016 年多倫多大學教授 Joseph Wong 在開幕論壇時的發言：臺灣研究好像變得越來越「無聊」。

兩個觀點都在會議中引起熱烈爭辯，大概反映人們對於臺灣研究的困惑與焦慮。但我們不妨把兩位教授的發言，視為一種策略性的挑戰，目的在激發更多的反思與討論。

以 Joseph Wong 的發言來說，如果把他的發言抽離了脈絡，那多數臺灣研究的學者自然會覺得難以苟同。但他也並非無的放矢。

過去北美學者研究臺灣，多半出於兩個理由。第一是把臺灣視為中國的代替品。冷戰期間，那些想要研究中國卻不得其門而入的學者，只得轉往號稱自由中國的臺灣。至於臺灣做為個案，是否真能代表中國，是那些年無法顧及的問題了。而今中國歷經改革開放，學者們也不再需要取道臺灣，臺灣做為代替品的價值自然也就不在了。

第二個研究臺灣的理由，則是 1980 年代以來臺灣在政治與經濟上的變化。做為第三波民主化與發展性國家的個案，臺灣以另一種面貌吸引了學者的關懷。

當進入兩千年之後，臺灣經濟上邁入已發展國家、民主政治漸趨穩定，這些研究臺灣的動機似乎也逐漸消散。臺灣像個乖寶寶，成了教科書上的標準案例，但也不再讓人好奇。相較之下，許多學者競相研究中國，不只是因為它在政治經濟上的茁壯，也是因為它為既有的理論模型，帶來了各種挑戰和衝擊，它的發展處處令人困惑，也因此彷彿具有無限的理論潛力。

這是 Joseph Wong 說臺灣研究變得無聊的脈絡，他以自己所在的政治學領域為例，越來越多的論文，僅僅聚焦於每次選舉結果的統計分析。這樣的研究論文，儘管並非沒有意義，卻很難激起讀者知識上的刺激。

Joseph Wong 的發言雖然是針對政治學領域，但背後透露出的訊息，與比較文學學者史書美的主張若合符節，後者宣稱臺灣研究並未生產理論，同樣在質疑，不斷出現的研究論文是否真有提供新的洞見？

極端一點地說，他們問的是，臺灣研究有什麼意義？放在北美的脈絡下，這樣的質疑變得格外尖銳。

但 Wong 與史兩人的提問，在過去幾年會議中，也間接地獲得了不同角度的回應。舉例來說，今（2017）年的開幕論壇上，主講人之一的 Kharis Templeman 就提到臺灣過去幾年的社會發展，無論是選出一位並未出身政治世家的女性總統、抑或是同性婚姻的合法，讓它成為亞洲地區最能反映開放、自由和進步（progressive）價值觀的國家。在這個各國政府——從美國、中國、日本、到南韓、菲律賓——都逐漸走向保守的時代，臺灣與周遭相比，反而顯得與眾不同。從這個角度看，臺灣就不只是教科書上頭民主發展的標準個案，而是另一種需要解釋的特例。

換句話說，許多我們在臺灣以為理所當然、習以為常的現象，一旦放進國際的脈絡下，可能就有了不同的意義。也是因為如此，如何藉由比較，把臺灣放進不同的框架中，打開臺灣研究的可能性，是過去幾年 NATSA 會議中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話題。

比如在 2014 年的會議中，有臺灣與愛爾蘭的比較研究；2015 年的一場主題論壇，則把太陽花運動與香港、東歐與美國各地的社會運動相提並論；2016 年由於移師加拿大，遂有了臺灣與魁北克兩地獨立運動的對照；2017 年則企圖把臺灣的冷戰經驗放進全球的脈絡之中。凡此種種，既反映了每年籌辦委員會不同的興趣，又表現出背後延續的關懷。（下圖：NATSA 2015年議程與主題　NATSA粉絲專頁）

這還只是以每年會議的主要場次而言，尚未論及各篇論文各自不同的視野。不過，如果放大一點來看，我認為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幾個主題（國族主義與國家定位、社會運動、冷戰）外，近年來的臺灣研究還有三個最蓬勃發展也最具潛力的領域，以三個關鍵字為代表：海洋、東亞、華語語系（Sinophone Studies)。

這三個關鍵字各自有著豐富的內涵，無法在此一一敘述。但他們的共同特色，是提供想像臺灣的新視野。如果說，過去我們對臺灣的定位（無論在政治上或知識上的定位），總是以中國或歐美為參照點，則現在是時候重新看看世界，從另一種框架思索臺灣的位置，也讓臺灣研究得以和不同領域和課題產生正面的對話和交流。

一旦跳脫過去思考的限制，自然在知識上就有了創新的可能。這樣一想，臺灣研究在北美的未來，似乎又是樂觀的。

但這只是純粹就知識而言，現實上，臺灣研究如果要在北美繼續發展，卻還面臨兩個核心的問題，一個是人，一個是錢。據說臺灣近年來人文社科的留學生人數銳減，而留學生考量未來就業市場，也未必會以臺灣為研究焦點。（常見的現象是選擇了語言相近的中國。）沒有人力，一個領域當然是無法發展的。

經費則是另一個問題。過去幾年的 NATSA 會議，都有賴工作成員四處募款、申請經費，儘管在各種公家與私人單位的支持下，每年都能順利舉辦，但經費仍然相當不穩定。NATSA 算是北美臺灣研究中最具規模和傳統的學術活動之一，尚且如此，其他更小型的組織和活動，其維持之困難，更是可想而知了。

過去在會議中，屢屢有學者建議臺灣應該倣效南韓，原因是這幾年，南韓政府在北美的研究機構策略性地投入大量經費，透過設立教職、講座，支援各種學術活動，鼓勵韓國研究，短短時間內，成效極為顯著，引人注目，讓韓國研究搖身一變，在日本研究與中國研究之外佔領了一席之地，也提高了韓國學者在北美的能見度。

臺灣研究有可能如此嗎？

答案恐怕不是能不能，而是我們願不願意了。

作者為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文章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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