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人大關於《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決定的粗暴通過激起本港與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也令人擔憂香港的學術自由將受到進一步的箝制。儘管相關情勢尚待觀察,我們仍可以經由中國大陸的經驗評估其可能影響。
中國的學術自由長期以來受到政權的限制,即使不談第一個三十年(1949-1978),無數知識分子受到「反右」與文革等政治運動而荒廢學術甚至斷送生命;改革開放後的第二個三十年至今,儘管中國大學的質素與世界排名顯著的提升,教育經費充裕、每年自行培養與海外歸國的學人多不勝數,然而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在研究議題的選擇、教材的使用、資料的收集、案例的探討,以及學校的管理上,處處受到有形與無形的侷限與干預。眾所皆知的「七不講」(包括不講新聞自由、公民社會、黨的錯誤以及司法獨立等)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即使北大、清華等校也不可倖免,有辱斯文。
配合中國崛起的浪潮,自2004年起教育部下轄的「漢辦」在海外約150個國家廣泛的設立孔子書院,高峰期時有超過五百間書院與一千多間孔子課堂。然而,凡是令北京尷尬的議題,例如新疆「再教育營」、西藏抗爭、台灣問題乃至近年的香港社會運動都不能公開討論,引發了大量干預學術自由的負面爭議,許多大學更在警覺北京對外的強大政經影響力後宣布終止合作關係。
澳門《國安法》自2009年立法至今,採取了比香港更為嚴格的出入境政策,因政治原因而被解雇的大學教師案例時有所聞,某些高校刻意收起《蘋果日報》、較敢言的學者被學生指控支持特定政治取態,甚至以安保為由在大學課室裡裝設攝影鏡頭等舉措,迫使部分學者選擇離開澳門鬱悶的「維穩」學術環境。
可以預期《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在香港正式實施後,北京會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積極的在高教界「處理」意識形態與話語權的問題。
首先,以軟性手段管控經費與人事等事項。獎勵符合主旋律與國家政策的議題(現在已經如是),邊緣化甚至取消可能不利於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的研究(例如貧富不均、認同問題、社會運動、民主化、中港關係、貪腐、政府信任與滿意度等議題) ,以大學管理主義為由,排斥開明或異見學者的雇用與升遷。教學的監控與學術文化的改造也可以預期,例如利用學生的教學評鑑批評對政權抱持批判態度的教師,大學校長被要求在「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成立,以及港區國安法立法時表態,此種「表忠文化」將會日益猖獗。其次,以硬性手段「處理」重要對象(例如曾經領導社會抗爭、曾爭取外國政府的支持者),羅織其情節加以迫害入獄,逼其離開學界甚至流亡海外,而非建制的工會與專業團體也將受到無情的打壓,即使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學者也可能面對監控與統戰的壓力。伴隨大學進一步的官僚化,重點是營造一種看不見但是可以感知的恐懼感,使學者進行自我審查 (新聞界已是如此)。例如不可以批評政府政策、國家領導人、不可以討論法輪功等議題甚或同情各地的自決與獨立運動。
香港的高教界(特別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將會歷經一場漫長的清洗過程,過往香港作為一個「在中國之下,又在中國之境外」的策略性學術研究位置將會終結,海外關注中國民主的學者相信將無法再來香港,相關的研討會與學術活動也將走向低潮。以研究、寫作與教學為天職的學者,為求自保將可能逐步外流,新晉的職位將被海歸的大陸學者為主體所取代 (其既有亮眼的學經歷,也深諳大陸的官學文化,容易施壓);即使是留下來的本地學者,在自保與爭取資源的考慮下也將被迫適應新的一套學術風氣。有理由相信,香港的大學在國際間仍能保持一定的所謂排名與「競爭力」,但是壓在大學脊樑上的國安法,勢將形塑更多裝聾作啞的犬儒與向權勢靠攏的文人。
※作者為高教公民執行委員,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由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原標題:國安法將終結香港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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