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距離2024年大選只有半年，本土陣營雖然在三腳督的選情中暫時領先，卻始終無法找到突破重圍的著力點。這樣的時局，使筆者聯想起台灣本土政治在過往的高低起跌。在1970年代展開的本土民主運動雖然備受打壓，可是仍能在多番角力下於1980年代末促成自由化和民主化。而本土民主運動同時亦於1986年成立民主進步黨，並確立包括成立台灣共和國、鞏固民主自由法制、建立平等福利社會等六大綱領。民進黨在2000年取得政權，其後卻因陷入貪腐疑雲，使中國國民黨得以在2008年重掌政權：民進黨於此役後失去原有的道德感召力，無法應對國民黨各種「以經促統」的圖謀。不過公民社會內的「後解嚴世代」卻未有輕言放棄，反倒為捍衡台灣自立自主的尊嚴前仆後繼，先後發起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以及2015年的反課綱運動。他們的努力其後扭轉乾坤，令台灣民眾對「中國因素」提防警惕，而本土陣營亦得以在2016年重奪政權。

可是曾經為本土民主運動帶來助力的年輕世代，如今卻失去昔的的熱誠、甚至支持「下架民進黨」的主張。何以年輕世代的態度，會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出現了180度的改變呢？

「天然獨」迷思的出現

國民黨政權在2013年與中國簽訂喪權辱國的《服務貿易協議》，並於翌年試圖在立法院舞弄議事程序，以黑箱作業的方式強行通過審查。台灣師範大學學者伊恩（Ian Rowen）在 One China, Many Taiwans 一書中指出，「民主進步黨的領袖們，此時也採取模稜兩可的姿態」，亦有傳言指民進黨「有不少高層與中國業界有私交或業務上的關聯」。幸而「在3月18日晚上，黑色島國青年陣線這個剛成立一年的鬆散學生政治行動團體，湊合著一群抗爭者闖進立法院議場」，在維時23日的太陽花學運後成功擋下服貿協議（頁122）。年輕抗爭者為暮氣沉沉的本土民主運動重新注入動力，使民進黨能乘勢在2014年的選舉旗開得勝，並於2016年再度執政。

本土陣營內部以四、五、六年級為主的前輩，卻輕率地把在解嚴之後出生的世代都視為沒有中國認同包袱的「天然獨」。他們樂觀地以為新生代都會像野草莓、太陽花和反課綱的抗爭者那樣立場堅定，看不到「天然」和「獨」間潛藏著不容忽視的矛盾。 對於「後解嚴世代」而言，台灣就是一個異乎中國、而且實然獨立的自由民主國家：對這種與生俱來對現狀的認可，就是所謂的「天然」。可是這並不代表他們會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志業，也不代表他們會瞭解台灣人如何跌跌碰碰地在日治時期和威權時代追求國族自決。沒有決志、沒有承傳，就不是完全的「獨」。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中國得抗拒，並不必然會轉化成對本土民主運動的好感。

本土民主運動若然願意扶持年輕世代的運動領袖，對運動的持續發展當然會有所裨益。可是「後解嚴世代」卻不必然是本土陣營的「天然票倉」。雖然與香港相比，支持台灣本土民主運動的各世代在身份認同上並無重大分歧。在2010年代，香港反對陣營中的戰後世代與「後八九世代」曾有過激烈的世代矛盾：主導民主派的戰後世代高舉「民主回歸」的大旗、又強調「建設民主中國」是香港必須肩負的責任。可是「後八九世代」卻無法認同中國，認為香港應該爭取自治甚至是獨立。結果主導民主派的戰後世代在2010年代，都在動用其話語權指責年輕人，認為他們「的確不是同路人」、甚至誹謗年輕人「有任務在身」。缺乏話語權的年輕世代也不甘示弱，以「龜公鴇母」這類粗鄙的言詞回應前輩的批評。結果要待2019年面臨的滅頂之災，戰後世代才能夠放下虛妄的中國結，與年輕人在反送中運動共赴國難。

雖然台灣本土民主運動能夠在2010年代避開香港那種激烈的認同之爭，可是與台灣本土陣營卻長期掌握政權，比香港反對運動更易陷入權力失衡的景況。如此「後解嚴世代」比較容易把本土民主運動視為「新建制」，不願給予這場運動更多的時間完成其「未盡之業」。

本土民主運動若然願意扶持年輕世代的運動領袖，對運動的持續發展當然會有所裨益。可是「後解嚴世代」卻不必然是本土陣營的「天然票倉」。（資料照片／攝影：張哲偉）

崩世代的逆襲

當本土民主運動走過死䕃的幽谷，「後解嚴世代」前仆後繼，使整場運動得以敗部復活。可是在本土政權恢復後，歡呼收割的卻多是「四五六世代」的前輩們：雖然他們曾經在威權年代有過汗馬功勞，在執政期間卻也必須作出務實的妥協。執政者在這個過程中容易習以為常，對民眾的期待失去原先的警覺。這令人想起英特爾第三任執行長安迪．葛洛夫（Andrew Grove）的忠告：「成功帶來安裔，安逸帶來失敗 。惟獨神經緊張的得以恆存。（Success breeds complacency. Complacency breeds failure.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平情而論，蔡英文總統的政府使台灣擺脫對中國的經濟倚賴，亦在國防外交上的有所作為。台灣不再追求與中國經濟融合，紓緩「戒急用忍」政策廢除後產業掏空的狀況，避免香港那種因為去工業化而引致貧富極度懸殊悲劇，使台灣經濟在本土政權執政期間大有起色，而人均生產總值亦已超越日韓兩國。不過產業外流容易、鮭魚回流卻難以雨露均沾，以致產值的增長集中在電子業這類少數的高端產業，使投身其他行業的民眾焦躁不安。台灣的貧富差距雖然未有進一步惡化，卻也無法回到李登輝時代相對平等的狀況。而分配不均的經濟榮景也為社會整體帶來界外效應：比如這幾年台灣的交通規劃，顯然無法跟上人口流動和經濟發展，引致通勤時間過長、道路安全惡化的交通亂象。

台灣經濟在2016年之後的不完全轉型，受惠的多是「四五六世代」，而「後解嚴世代」的收入卻遠低於全國的平均值、與「四五六世代」更是不能相比。張宜君、林宗弘和李俊穎在《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發表的〈再探台灣階級與世代的收入差異，1990-2020〉一文，指出在「控制時期及年齡影響之後，勞動市場中的四、五、六年級，乃至七年級初段就業者，在台灣經濟起飛階段進入勞動市場，使其收入有持續優勢，而年輕世代就業者進入職場時面對不利的總體經濟局勢，而收入偏低」，證明「相較於戰後嬰兒潮世代，年輕世代面臨較差的勞動環境，兩世代的所得有顯著差異」。

「後解嚴世代」的相對匱乏，使他們淪為對前景感到迷惘的「崩世代」。部份曾經支持本土民主運動的年輕人，如今亦因為生活改善不如理想，失望地把本土政權視為建制的一部份，並準備好要對藍綠陣營的新舊建制展開逆襲。

雖然台灣的選前民調往往受制於機構效應，可是我們還是可以觀察到選民結構上的演變：民主進步黨的參選人賴清德並未能獲得大部份20至39歲受訪者、也就是在1984至2003年出生的「後解嚴世代」支持。而台灣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在這兩個年齡層，卻可謂是大獲全勝：事實上這個新興政黨獲得的支持，主要都是來自「後解嚴世代」。本土陣營的未來，如今已經敲響喪鐘。

民粹主義乘風而起

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在1984至2003年期間出生「後解嚴世代」開始對世界有所認知時，已經進入比較平穩的階段。自他們有意識以來，民主進步黨就是一個曾經兩度執政的「四五六世代」老牌政黨。他們無法意識到本土民主運動至今仍是「未竟之業」，只感到本土陣營也是建制的一部份、甚至認為他們與中國國民黨同樣也是「黨國」。柯文哲曾經到場聲援太陽花學運，並以「素人參政」的名義闖出名堂，以同情本土的姿態在所謂「天然獨」的「後解嚴世代」中掀起一股熱潮。他在2019年創立民眾黨，把這個黨的配色定為介乎藍綠之間的青色，藉此說明柯文哲這位「素人」要擔任「超越藍綠」的民眾之聲（vox populi）。

年輕世代未有支持同樣想將「民進黨下架」的中國國民黨，說明年輕世代與本土民主運動的主要分歧，並不在於本土意識之有無。民眾黨在年輕人常用的傳播媒介中，掩飾自己國家認同模糊的事實，並片面引用本土民主運動過往的論述，以「清流」的姿態把本土政權抹黑成「新黨國」。《信傳媒》根據社會學家廖美的意見在716集會進行現場訪談，發現聲援柯文哲的年輕參與者雖然反對民進黨「對年輕人不友善」的政策，卻仍然具有保衛台灣獨立主權的意識。他們大多贊同把役期從四個月延到一年的政策，也為台灣面臨的軍事威脅憂心忡忡：他們也知道問題在於中國的權力野心、而不是台灣所謂的「挑釁」。 就如當日部份受訪者所言，「中國內部經濟愈不好，愈會暴動、暴衝」，「（習近平）2027還想連任，想名留青史，就會想統一台灣」。調查也發現當日有為數不少的參與者，在過往兩次總統大選都投票給蔡英文，甚至有部份人士是太陽花學運的「老兵」。

誠然民眾黨提出的政策，大多無視體制和市場的運作機制，可是依然能夠激起「後解嚴世代」對未來的期望。本土陣營大多會把批評集中在柯文哲本人，卻不知道在應對民粹風潮時，並不能只把目光局限在供給面。卡斯．穆德（Cas Mudde）和克里斯托巴．卡特瓦塞爾（Cristobal Rovira Kaltwasser）於《民粹主義》一書中指出：「我們最終的目標，不應局限於針對民粹主義的供給面，如何減低人民對民粹主義的需求，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唯有正面回應民之所欲，方能確實地鞏固自由民主的制度（頁190至191）。」我們不要忘記，「認為政治制度對民意反應遲鈍的普遍想法，亦是激發民粹情懷的主要因素」（頁162）：台灣在威權時代遺下的官僚體制，法規有欠清晰、運作欠缺效率，本來就容易觸發民粹的反彈。筆者見到一些本土民主運動的支持者，會提油救火地對「後解嚴世代」反唇相譏：「讓你做做看，看你能搞出什麼花樣？」可是他們不滿的關鍵原因，正是沒有可以「做做看」的機會。

民眾黨提出的政策，大多無視體制和市場的運作機制，可是依然能夠激起「後解嚴世代」對未來的期望。（攝影：陳愷巨）

孤立無援的「後解嚴世代」

在太陽花學運扭轉本土民主運動的劣勢後，那些投身社會運動和政治的「後解嚴世代」卻未能在政壇上平步青雲。平心而論，要因應當時的政局中，的確而把所有的政力量都集中在民進黨內已有一定基礎的「四五六世代」主流，才有望挑戰中國國民黨的勢力。可是本土小黨的多元發展、以及「後解嚴世代」的參政機會，卻不免會受到損害。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全賴制衡與監督，以多黨競爭的壓力迫使在位者自我完善。不過這種監督的背後卻有一個必要的前提：那些互相競爭的政黨，都必須效忠於自己的社會、認同民眾心目中的國家。只是中國國民黨卻顯然不是這樣的政黨：它高舉過時的中華民國神主牌、又親近對岸懷有敵意的異國，拒絕獨一效忠於台灣的本土社會。國民黨根究底只是敵國的代理人，無法對民主政治帶來有益的真正制衡。

可惜本土小黨的發展終究不如理想：雖然這未必是民進黨刻意造成的結果，可是政治就是觀感（politics is perception），部份旁觀者早已認定民進黨想要把太陽花學運的成果「整碗捧去」。在2016年大選期間，大部份本土小黨都因為體質欠佳而發展不良，唯獨時代力量能夠茁壯發展。可是黃國昌乾坤獨斷的專橫作風，卻令這個獨一的第三黨權力過分集中：最終令這位太陽花學運的領袖人物如路西法那樣墜落，令黨內一眾有志之士失望出走。如今「後解嚴世代」不再可能於本土小黨中找到參政空間，民進黨又因為缺乏真正制衡，安逸地延續「四五六世代」的路線、未有「神經緊張」地看待「後解嚴世代」的訴求。這樣的政治環境，為柯文哲和民眾黨的急速崛起搭建好舞台。站在「後解嚴世代」的立場，他們既是前路茫茫的「崩世代」，那又何妨賭一把期待轉機呢？

早前民進黨徵召艱困選區立委候選人的做法，正好說明主導本土陣營的「四五六世代」，是如何對待把運動從死蔭幽谷中拯救出來、然後加入民進黨的「後解嚴世代」。當中令筆者最為傻眼的，是民進黨試圖徵召鄭家純（雞排妹）競選中正萬華的議席的決定：在野草莓運動出身、其後又在太陽花學運中擔當要務的吳沛憶，如今已經以市議員身份於該區耕耘多年。雖然鄭家純亦曾參加過太陽花學運，可是她卻是位與社區毫無交集的網紅。對年輕支持者來說，民進黨內的「四五六世代」只是想利用名人效應，並未有認真看待年輕政治工作者的辛勞和才幹。

民進黨徵召李正皓參選永和區立委的決定，最終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本出身自中國國民黨，其後又曾涉嫌以偷拍影片威脅前女友。為此民進黨內的年輕世代，決定以 MeToo 運動的形式提醒黨內高層，呼籲「四五六世代」的領導人物在為選戰籌謀之時，亦不要忘記推動進步價值的初心。曾經在民進黨內或其舉辦的活動中遭到性騷擾的受害人，紛紛鼓起勇氣挺身控訴他們遭遇過的性騷擾惡行。民進黨若不「神經緊張」地改革這類事件背後的權力結構，「後解嚴世代」亦將繼續與本土民主運動漸行漸遠。

讓「後解嚴世代」接捧

幸而民進黨在面對 MeToo 運動的風波時，並未因「大局為重」而迴避問題，反倒高調地將事情暴露於陽光之下：我們不要忘記藍白陣營在 MeToo 風潮爆發後，並未對他們內部的性侵害醜聞有過妥善的回應。高層亦重新反思徵召艱困選區候選人，他們決定讓吳沛憶競逐中正萬華的議席、也決定放棄徵召鄭家純和李正皓。其後賴清德為應對「崩世代」的困局，主動提出要透過學費補助，縮減私立大學與公立大學之間的學費落差：而行政院亦火速跟進，進一步推動高中職學費全免和延長學貸。民進黨顯然意識到問題之所在，不過目前的應對只能暫時避免世代難題的惡化。此後我們無可避免要改變本土陣營內部的權力平衡：唯有讓年輕世代成為「局內人」，他們才會相信這場「未竟運動」並未離棄捍衛台灣人尊嚴的初心、也不是無視年輕人困境而自肥的「建制」。

如此賴清德必須在未來半年的選戰，展示推動世代交替的決心：他應當重用與「後解嚴世代」親近的副手，並許諾起用「後解嚴世代」的人才。他亦必須改變昔日事必躬親的作風，把統籌實務的權力放手予「後解嚴世代」，甚至放膽讓本土小黨的人才在維持原有黨籍的前提下加入團隊。他必須定下執掌政權之後的時間表，決心在任期內讓「後解嚴世代」登上舞台，讓他們能夠在八年任期後順利接棒。

除此以外，本土陣營也必須提出可信的願景，讓「後解嚴世代」相信他們並非一無所有：他們唯有看到未來的指望，才不會輕易孤注一擲，把所有的盼望都賭在虛假的民粹承諾上。在本土陣營內，青平台一直都在推動年輕人加入本土民主運動，並與友好學者為台灣青年的未來出謀獻策；經濟民主連合亦已經構想出一套關鍵政策，為台灣的經濟民主、防衛民主和在地民主作好規劃。惟有確立讓「後解嚴世代」掌權的長期目標，並為此提出一套堅實的治國良方，本土陣營方能找到審時度勢的著力點，在未來半年的總統選戰中迎難而上。

※作者為港裔新住民民間學者。著作包括《未竟的快樂時代：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和《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