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哈薩克斯坦總統哈斯穆—卓瑪爾特·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所言：「當前國際秩序的基礎是聯合國憲章，但其兩大原則實際上卻相互矛盾，即國家的完整性與民族自決權。」對此，一部分人認為國家領土之完整神聖不可侵犯，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任何一國內部某一部分公民有權從中分離並構建屬於自己的國度。但相比之下，突發於七月一日的烏茲別克斯坦「努庫斯事件」不僅是這一矛盾性問題的現實寫照，而且還是歐亞大陸各民族國家所一致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今年以來，分別爆發於俄烏戰爭前後的哈薩克斯坦「康塔爾事件」（Qantar Incident）與烏茲別克斯坦的「努庫斯事件」（Nukus Incident）作為具有全球性地緣政治影響的區域性「權力危機」，其起因緣由與規模範圍雖不盡相同，但所共同呈現的卻是同一「暗流洶湧」，即還尚未全面公開化的大國博弈。在此過程當中，抵禦外部滲透與應對內部挑戰相繼成為考驗哈烏兩國三十年民族國家建構之成功與否的核心「標準」。其中，權力核心的強化、體制轉型的深化、族際平衡的把握、國族認同的鞏固、利益結構的穩定、資源分配的均衡和治理模式的合理是衡量之關鍵「指標」。

你的「統一完整」我的「法治自由」

看似「突發」的一切均起始於六月二十日烏茲別克斯坦現任總統沙夫卡特·米爾濟約耶夫（Shavkat Mirziyoyev）就舉行全民修憲公投所作出的提議。更準確地講，是以延長總統任期為主、卡拉卡爾帕克斯坦（Karakalpakstan）「新未來」為輔，共針對六十四個條文的憲法修正案。然而與以前十五次憲法修改明顯不同的是，被中國美譽為「烏茲別克鄧小平」的米爾濟約耶夫在俄烏戰爭的大背景下，相比其阿克薩萊（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府）還「尚未成型」的十四年戰略方針，更加關注其所屬卡拉卡爾帕克斯坦的「千秋萬世」，即以反滲透為核心的國家之「大一統」。

憲法修正案中，針對其第十七章卡拉卡爾帕克斯坦之第七十條的「去主權化」提議是點燃此次卡拉卡爾帕克—烏茲別克（地方與中央）相互對立的導火線，其關鍵是將明文規定的「主權的卡拉卡爾帕克斯坦共和國是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組成部分」改為單一的「卡拉卡爾帕克斯坦共和國是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組成部分」，進而使其「降格」為如同共和國其他十二州般毫無特權所言的行政區劃單位，並以此為基礎最終取締當前憲法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四條和第七十五條中分別有關卡拉卡爾帕克斯坦領土變更與行政區域結構改變自決，以及可通過全民公投獨立和與中央共同協商解決爭議等「特權」。

對塔什干（Tashkent）中央政府而言，對卡拉卡爾帕克斯坦實施「去主權化」是防範於未然的保障，其關鍵是杜絕境外大國沙文主義借「主權之爭」見縫插針。但對努庫斯地方政府而言，中央政府此舉可謂「滅族之舉」，是讓卡拉卡爾帕克人喪失民族之獨立與自由的「生死狀」。因此，產生於上述觀點之上的各式「亡族危機論」在短短十天內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並在「邊緣化群體」中得以快速傳播且持續發酵，最終引爆可絕對影響後世的「史詩級」流血衝突。

你的「權力核心」我的「實際民心」

自2016年安格連—帕普鐵路之卡姆奇克隧道（Kamchiq Tunnel）貫通之後，以塔什干為中心的「金三角經濟區」與「綠洲經濟帶」得以實質成型。其中，約占國土總面積三分之一的烏茲別克斯坦「金三角經濟區」憑藉其東西走向的區域鐵路交通一體化成功將東北部費爾幹納（Fergana）地區三州、東南部布哈拉—撒馬爾罕（Bukhara-Samarkand）地區四州、北部塔什干地區三州連為一體，使佔據全國十分之九人口和十分之七國內生產總值的該「經濟命運共同體」一躍成為引領共和國乃至整個中亞河中（Ma wara al-Nahr）地區快速發展的重要引擎。

相比之下，同樣約占國土總面積三分之一的卡拉卡爾帕克斯坦卻因其微乎其微的近二百萬人口與遠不及十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所屬日益嚴峻的鹹海（Aral Sea）生態危機成為共和國名副其實的「經濟重災區」。阿姆河（Amu Darya）下游之鹹海流域持續不斷的土地荒漠化問題迫使生活在該地區的卡拉卡爾帕克居民不得不向其所屬共和國東南部地區或境外移民。而與之相鄰的花拉子模州（Khorezm Region）則作為「綠洲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却相反持續不斷地蒸蒸日上。

不僅如此，曾在伊斯蘭·卡裏莫夫（Islam Karimov）執政時期移民至卡拉卡爾帕克斯坦東南交界地帶的烏茲別克裔新居民，也因經濟原因相繼希望將其所屬富饒地區併入花拉子模州。不難看出，在此日益嚴峻的政治及經濟環境下，卡拉卡爾帕克斯坦一旦失去其「主權」就會極易陷入難以抗拒的「解體危機」。而這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且與鄉村始終保持著緊密聯繫的基層卡拉卡爾帕克民眾而言，其本質與「間接式種族滅絕」或「強制性民族同化」並無二致。

你的「遙遠邊疆」我的「唯一故鄉」

正如同當下擁有主權獨立的中亞五國，卡拉卡爾帕克斯坦也同樣形成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由蘇聯莫斯科中央所主導的區域民族國家劃界之「世紀藍圖」。卡拉卡爾帕克斯坦正式成立於1932年，其全名為卡拉卡爾帕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Karakalpak ASSR），是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Russian SFSR）聯邦體制內的自治共和國之一，而非烏茲別克。而在此之前，作為卡拉卡爾帕克斯坦「雛形」的則是分別由阿姆河下游左岸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Turkestan ASSR）及右岸花拉子模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Khorezm SSR）所構成的卡拉卡爾帕克自治州（1925年）。

上述以卡拉卡爾帕克為主體的兩個行政單位之間的最大不同在於，後者在成立之初是隸屬於作為俄羅斯聯邦組成部分的哈薩克自治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Kazakh ASSR），直至將其「脫哈並俄」（1930年）且升格為民族自治共和國為止。而前者則作為俄羅斯聯邦的組成部分最終被劃歸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所有（1936年），其原因主要是當時原屬烏茲別克的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Tajik ASSR）脫離「母體」並隨即升格為莫斯科中央直轄的加盟共和國（1929年）。

總體而言，無論是對當時的哈薩克精英還是當今的烏茲別克精英，地處鹹海南部的卡拉卡爾帕克斯坦自始至終都是「鞭長莫及」的遙遠邊疆。在語言方面，哈薩克與卡拉卡爾帕克即便同屬欽察（Kipchaks）語支且曾患難與共，但在哈薩克人眼中卡拉卡爾帕克人始終是不同於己的「烏茲別克人」。同樣在文化及習俗方面，烏茲別克與卡拉卡爾帕克即便擁有共同的百年國族建構史，但在烏茲別克人眼中卡拉卡爾帕克人始終是不同於己的「哈薩克人」。因此，對於進退兩難的卡拉卡爾帕克人而言，養育自己的祖地與故居才是毋庸置疑的最終歸宿。

歸根結底，對烏茲別克人和卡拉卡爾帕克人而言，「努庫斯事件」分別等同於「西北叛亂」及「血腥七月」，原先的「烏卡一國同族」正逐步開始演變為「我的卡拉卡爾帕克斯坦和你的烏茲別克斯坦」，進而將烏茲別克斯坦再次推向歷史的風口浪尖之上。

※作者為哈薩克斯坦猶太裔學者，曾在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與商業高等學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