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鄉時,我卻感到迷失。」44歲,旅居英國的中國電影人兼小說家郭小櫓這麼形容著。
根據《衛報》刊載,她筆下的家鄉就是和自己一同成長的溫嶺(中國浙江省東南沿海城市)。
事實上,溫嶺不只是「伴隨著」郭小櫓長大,而是跟著郭小櫓「一同成長」:從7歲到19歲,郭小櫓從臉上掛著鼻涕的孤單小女孩,長成渴望逃離的少女;溫嶺則從溫嶺縣成為溫嶺市,從一個農業小鎮蛻變成有著140萬人口的繁華城市。
而在這段改變的過程中,溫嶺得到了什麼?又失落了什麼呢?
「1990年代之前,這裡除了一望無際的茶林和竹林之外,什麼都沒有。」郭小櫓描述道,「那時的溫嶺非常偏遠。人們走遍了溫嶺的每一寸土地,卻未曾踏出溫嶺以外的地方。」
《衛報》這麼刊載著,「小學時,如果要去學校,我必須從竹林遍佈的小丘下,走到虎山山腳。在這段路程中,我常踩在泥地裡,流連在豔黃的油菜花田中,而忘卻了時間。」
郭小櫓寫道,「擦乾鞋子之後,我還要走上一段。在這途中,我會路過一家塑膠工廠。這家工廠前的小溪,總被染成紫色、紅色、藍色的。而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是『污染』,只覺得五顏六色,真是神奇。我甚至還會將自己的雙手浸在色彩豔麗的溪水中,也會從工廠附近撿拾一束束的塑膠繩,帶到學校去,在痛苦的數學課裡,製造塑膠蝦、塑膠手鍊和塑膠錢包,並在下課時和女孩們互相較勁自己的手工藝。那時候我們的雙手都被染色了,只是當時的我們,連『癌症』和『污染』是什麼都沒聽過。」
「而到了午餐時間,我有時會帶著一些豬肉餡餅爬上虎山。在這遍佈老鼠和蛇的區域,只有大膽的孩子才敢爬上去,也因此,我通常都是獨自一人,穿著塑膠雨靴上山。」郭小櫓描繪道。
「我在虎山上,一邊吃著餡餅,一邊俯視學校。有時候,我也會走到山腰上的佛寺:由於奶奶是位虔誠的佛教徒,造訪佛寺,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懷念的舉動。看著寺廟中的和尚在佛像下念經,或是在搖曳的香燭前冥想,我的思緒飛揚,直到上課鐘聲再次響起。」
然而,根據《衛報》刊載,這些記憶只藏於黑白的老照片中。隨著時間的推進,過往的偏山鄉野、茂林修竹,已被摩天大樓蠶食鯨吞。原本這裡連一個紅綠燈也沒有,現在則隨處可見。
1990年代時,郭小櫓離開了溫嶺,到北京求學。而在差不多的時間裡,溫嶺開始修建公路。當郭小櫓重新回到故鄉時,溫嶺已經是這般模樣:有著四車道的馬路、隨處可見的紅綠燈,公車取代了三輪車、豔黃的油菜花田則變成大型工地。唯一不變的是虎山,只是連山上的和尚,也開始講起手機了。
而到了2000年時,根據《衛報》刊載,郭小櫓回憶道,「我媽媽工作的絲織工廠倒閉了。還記得我小時候時,曾經在隆隆作響的機器旁,一邊看著生產線上工作的媽媽,一邊到處晃晃。在工廠悶熱的空氣中,我常感到口乾舌燥,也在這裡吃過一串串烤蠶寶寶。然而,現在這一切都只是記憶的碎片而已。我媽媽現在在溫嶺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工作,她說,其他女工中,有些去了民間的製造廠工作,其他的則失業了。」
根據《衛報》刊載,到了21世紀初期,郭小櫓已經旅居英國,然而每逢春節,異地遊子仍會返鄉團圓。而返鄉時,令郭小櫓感到驚訝的,則是語言的改變。「過去的溫嶺方言,現在混合了寧波和溫州方言。從其他地方來的移民則跟我們說官話(Mandarin),這在這裡顯得很奇怪,因為我們從不習慣說官方語言。」郭小櫓描述道。
儘管如此,「我的爸媽看起來相當適應這個新世界。然而,不久之後, 癌症降臨了。一開始,我的父親在醫院中病逝,接著我的母親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走了。癌症成為溫嶺人中,最常見的死因。」郭小櫓寫道,「現在,每當我想到父母的離世,我就會想起縈繞在那間塑膠工廠上的癌症幽靈。每天每天,在豔黃的油菜花田中、在蝦子游水的小溪裡、在虎山的寺廟內,我一定曾遇過它。或許,它就藏身在香燭的繚繞煙霧裡,在誦經和尚的呼息之中。」
「儘管癌症幽靈揮之不去,對我們的社會而言,都市化仍然帶來許多好處。中國人心裡多有一種很實際的希望(a sense of practical hopefulness),而隨著故鄉的發展,我也一直感受到這股希望。多數人並未失望。」郭小櫓這麼寫道,「然而,我心裡仍有一股惆悵憂鬱:我們落失了最初的風景,而這片風景,上千年來反映在我們的詩歌與藝術中。 這是種很深很深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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