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配新聞)【地球盡頭的盡頭】人類還自以為救得了地球?

強納森•法蘭岑    2020年04月16日 14:47:00

氣候末日即將臨頭。想做好準備,就得承認:這種事我們阻止不了。



二〇一九年九月八日




 



卡夫卡告訴我們:「世上有無窮的希望,只是不屬於我們。」這位作家筆下的人物,都在努力達成看似可及的目標,奮鬥的過程或悲或喜,總之最後他們始終都搆不到成功的邊。這樣的作家會冒出這句有點玄的話,還真貼切。不過我覺得,在我們這個驟然黯淡的世界,把卡夫卡這句話反過來講,好像也說得通:「世上毫無希望,除了屬於我們的希望之外。」



 



我講的當然是關於氣候變遷。人類絞盡腦汁想控制全球碳排放,讓地球免於融化的命運,這實在頗有卡夫卡小說的氣氛。這個目標三十年來清清楚楚,只是儘管我們已為此竭心盡力,還是沒什麼重大進展。如今科學證據已不容我們反駁。假如你還不到六十歲,應該有機會親眼目睹地球上的生活出現極大的動盪——諸如農作物大規模歉收、野火燎原、經濟內爆、洪水氾濫、數億人因酷熱或常年旱災流離失所。要是你還不到三十歲,應可保證能親眼目睹這一切。



 



倘若你還在乎這個星球,關切在這裡生活的人與動物,那你可以有兩種角度來思考這件事。你可以繼續盼望我們能遏止災禍;你可以因這個世界毫無作為更加氣餒或憤怒。你也可以接受大難即將臨頭,重新思考起「懷抱希望」的真義。



 



即使在過了這麼久的今天,還是處處可見有人傳達不切實際的希望。我幾乎每天都會讀到「是時候『捲起袖子』和『拯救地球』」之類的字眼;看到有人寫說只要我們眾志成城,就可以「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儘管這口號在一九八八年有明確科學證據時,還可能是事實,我們過去這三十年排放到大氣中的碳,已等同於兩百年來工業化社會的碳排放量。事實早就變了,只是不知怎的,口號還是沒變。



 



從心理層面來看,拒絕相信這件事也是有它的道理。儘管「我將不久於人世」是無情的事實,但我活著的時空是現在,不是未來。假如我必須在以下兩件事之間二選一,一是令人擔憂的抽象事物(死亡),二是我能感知的明確證據(早餐!),我的理智會選擇專注於那明確的證據。地球也一樣,完好無缺依舊,如常運作依舊——四季依然更迭、大選年又將來臨、「網飛」又有新喜劇。要說地球即將毀滅,對我而言比死亡還難理解。別種的世界末日,無論成因是宗教預言、熱核反應或小行星,至少還有個一刀兩斷的痛快死法——前一秒世界如常,下一秒灰飛煙滅。反觀氣候變遷造成的末日,死狀可就難看了。它會化身為越來越嚴重的危機,導致益發惡化的亂象,最終造成整個文明開始崩毀。那場面勢將慘不忍睹,但或許不會太快臨頭,或許不致人人遭殃,也或許不會影響到我。



 



然而某些人否認氣候變遷存在,帶有比較多刻意的成分。共和黨對氣候變遷採取的立場是何居心,人盡皆知,但這種否認心態,在改革派的政治主張中也不難看到,或至少從他們的措辭即可見一斑。某些針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重大提案,把「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當成指導方針,但「綠色新政」依舊包裝成了我們得以逢凶化吉、拯救地球的最後機會,而解方就是各項超大規模的再生能源計畫。許多支持這類提案的團體,對外運用的文字策略是「阻止」氣候變遷,或暗示我們還有時間防止氣候變遷。左派政治分子很得意於自己不同於右派的一點,就是他們願意聽氣候科學家怎麼說。氣候科學家的確認為這場大災難在理論上有轉圜的餘地,但似乎不是人人都用心聽他們說話。「理論上」這三個字因而成了眾矢之的。



 



我們的大氣和海洋在氣候變遷發生之前,只能吸收一定的熱,而各種回饋環路讓氣候變遷更嚴重,使得情況完全失控。科學家與決策相關人士之間的共識是,假如全球平均溫度上升超過攝氏兩度(也可能比這個數字略多或略少),就代表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I.P.C.C.)給我們的說法是,要想把上升溫度限制在兩度以內,不僅需要逆轉過去三十年來的趨勢,還需要全球在「下一個」三十年間,把淨排放降到零。



 



退一萬步說,這實在是極為艱鉅的任務,而且這主張的前提是,你得信賴I.P.C.C.的計算結果。上個月的《科學人》雜誌提到一項新研究,顯示氣候科學家一點都沒有誇大氣候變遷造成的威脅,是他們過去低估了氣候變遷的速度和嚴重性。科學家為了預估全球平均溫度上升的幅度,得仰賴複雜的大氣模型。他們會用超級電腦分析大量的變數,為接下來的這個世紀,跑出大約一萬種不同的模擬狀況,好做出上升溫度的「最佳」預測。假如有哪個科學家預測溫度會上升攝氏兩度,那也不過是講出一個最有把握的數字而已,其實是「至少」會上升兩度,真正上升的溫度說不定其實高得多。



 



我不是科學家,我用自己的方式建構模型。我在腦中試擬各種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加上人類心理和政治現實的局限,也考慮到不斷增加的全球能源消耗(目前為止,再生能源減少的碳排放,比消費者需求造成的碳補償還多),並計算集體行動能防止災難的情況有多少。我從決策人士和相關行動派人士提出的解方,推演出一些可能的情況,而它們彼此間有些相同的必需條件。



 



【作者簡介】



 



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1959年生,美國小說家、散文作家,《紐約客》撰稿人。1996年,37歲、已經出版過兩本小說的法蘭岑在《哈潑》(Harper's)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偶然作夢——在影像世紀還寫小說的一個原因〉的隨筆,表達其對文學現況的惋惜,引起眾多矚目。他的第三部小說《修正》(2001)出版後好評如潮,法蘭岑憑此書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及2002年美國普利茲獎提名。2010年8月底出版第四本小說《自由》,登上《時代》(Time)雜誌封面,被譽為「偉大的美國小說家」。另有文集《如何獨處》、《到遠方》。



 



  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瑞典人。在聖路易度過童年,1981年從斯沃思莫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畢業,主修德文。1979-1980年,通過韋恩州立大學設立的「去慕尼克讀大三」合作項目,曾到德國留學。1981-1982年,獲歐布萊特獎學金在柏林自由大學學習,因此會說一口流利的德語。創作第一部小說期間,曾在哈佛大學地震實驗室打工。



 



 (©Shelby Graham、新經典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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