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宜蘭縣府開辦高達176公頃的「農地重劃」,數百位地主收到公文參加縣府的重劃說明會,正當地主們交頭接耳不知所措時,康保瑜站起來炮聲隆隆,她還串連了幾位農友起來連番反對,結果,農地重劃案便暫緩了。
康保瑜嚴肅地說,「農民們難以抵擋,農地重劃後地價必然上漲的心理誘惑。」
「雪隧通車後,土地利益帶來太多的衝擊,真正讓宜蘭人享用的永續發展,就是守護住現有的好山好水。」
每一次頭城有什麼開發案的公聽會,只要康保瑜排得出空檔就會參加,無懼於人人圍攻,「釘子戶」,就是康保瑜的人生路。
康保瑜大學時就讀於東海政治系,省議員游錫堃是她的同班同學,因為這層因緣,畢業後,康保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游錫堃的宜蘭服務處助理,一腳踏入反對運動。
在狂飆的20世紀80、90年代裡,康保瑜當過記者、為陳定南助選,在反對運動的各個位置上漂流。就在2000年總統選舉前,台北市黨部卻不當解雇她,康保瑜一狀將市黨部告進衙門,市黨部的代理人,正是從小看著康保瑜長大的,時任黨主席林義雄。
林義雄在921地震的隔天打電話打電話給康保瑜,我問康保瑜,林義雄是來問官司的嗎?康保瑜搖搖頭,垂下眼睛,小聲地說:「他來問我,家人是不是都好。」
官司訴訟中,宜蘭鄉親來問她,「唉哟,保瑜,妳係袂安作啦。」
康保瑜默默聽著,久久無法回答。
「如果這種事情我都可以當作沒有看到……。」康保瑜喃喃地說,事隔多年,對她來說,是非還是清楚的。
雖然官司勝訴了,可是她也無法再與過去的戰友們一同作戰了,康保瑜一個人跑去花蓮部落國中教書,想要尋找新的人生方向,「在教室裡教書,可以看到猴子。」她微笑。
花蓮、台東待了一段時間,「我沒有結婚,沒有小孩,家人沒辦法看著我一個人在那裡晃,所以家人希望我找一件事情做。」在母親的經濟支援下,她去念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研究所,「想說以後可以做一些與自然有關的工作。」
研究所畢業後,康保瑜短暫地在台北的基金會工作過,但是終於還是格格不入,再度回到故鄉。
那時候,和平老街的房子已被拆去大半,家族被迫分散各地,康保瑜寄居親戚的礁溪套房,每天傍晚帶著一顆便當一條白狗,騎摩托車回頭城,看海吹風吃便當。
40幾歲了,沒有結婚、沒有小孩、沒有工作,也沒有家。
「國家、國家,家都四分五裂了,怎麼建國?」她想著。
2008年,康保瑜開始動手重建那剩餘十幾坪的殘屋,隨著她投入老街的再生,「康灩泉故居」整修完成,母親回到頭城故居生活,一家人慢慢重新聚集起來。
她的老家陳設簡單,最引人注意的,還是掛滿了整牆書法。康保瑜的母親端坐在廳內,見到有客人來,抬頭對我們微笑。她今年85歲了,是頭城老街興衰的真正見證者,老屋拆遷時她曾經搬走過,如今在女兒的牽引下,又回到了這裡。
穿過客廳,是個擺滿盆栽的小小中庭,過去曾經直通隔壁馬路,那是過去十三行倉庫相連的遺跡,現在被磚牆團團圍著。我抬頭往上望,四周都是改建的水泥房子、鐵皮屋頂,這塊小小的綠意簡直像是浮在灰暗海面上的寶石。
這些年來,康保瑜一直在這裡,牢牢地釘著不走,深怕自己一走,這顆小寶石就要被海水淹沒了。
在人世間做一顆釘子談何容易,我問她,這些年在做什麼呢?
康保瑜轉過身,看著我的眼睛微笑道:
「我只是,在做一些能夠安慰自己的事情罷了。」(回顧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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