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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刑案 #刑具 #書摘

除了為人熟知的夾棍　清代審訊還會使用哪些刑具？

鄭小悠 2020年08月11日 07:00:00

漢人不問滿事

現審案件分配到司後，就進入了審理程序。乾隆以前，刑部現審有所謂漢人不問滿事的傾向，這是延續了清廷在關外的習慣。在康熙中期以前，刑部審理旗人案件需要用滿文錄供，漢官雖然也可以參與審案，但看不懂供詞，只能審閱經筆帖式翻譯後的招冊。

另外，許多案件涉及旗人內部的習慣、利益，漢官也不願過多參與。因此，康熙四十三年以後，雖然旗人案件招供改為兼錄滿、漢雙語，但漢官不問滿案的習慣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不過，所謂漢官不問滿案，也不能理解為絕對不過問。在清初，滿官的文化水準普遍較低，對律例的理解更是遠不能與漢官相比，滿官即便遇到旗人案件，也往往會就律例的適用問題向漢官請教。

康熙年間的律學家王明德在《讀律佩》中記載，康熙九年他在刑部福建司任職時，旗下有一小叔收嫂案送到本司，全司的滿漢官員都找不到對應的律條處理，討論了將近一個月還沒有結果。

當時刑部河南司的掌印滿司官名叫庫而康，平時學習漢文很是用功，他認為應該適用《大清律》中「出妻」一條注釋中「期親以杖一百、流三千里」。

王明德解釋說，《大清律》中「出妻」、「完娶」分屬不同的條目，不能混淆在一起適用。幾番辯論後，庫而康對王明德十分佩服，其他滿漢官員也都很認可。

不過，該案最終並沒有按照王明德的意見斷擬，而是由福建司掌印郎中宜成格裁定。由此可見，此時的滿官雖然努力學習漢文與律例，但在熟練程度上還存在很大問題，遇到旗人案件，也需要與漢官討論相應的法律適用問題。當然，最終的決策仍要由滿官做出，漢官即便稍有異議，也不會越俎代庖。

刑案派審採取滿漢兼用

乾隆、嘉慶以後，所謂漢官不問滿事的慣例被逐漸打破，移送或是欽交的現審案件不分旗漢，普通案件由各司統籌分派官員審理，大案則由堂派的秋審處司官會審。與清代其他行政事務的做法相同，刑案派審一般都採取滿漢兼用的做法，如一滿一漢、兩滿兩漢之類。

如果是本司審理的普通案件，本司多選派一滿一漢兩位司官坐堂。司官手寫一票，命衙役送到南北二監，交司獄官提取人犯，由幫班禁卒押帶至司聽審。

審訊大多安排在白天，如果案情複雜、限期緊迫，也會在夜間熬審。至於堂派秋審處司官到司會審的案件，審訊安排須以秋審處司官為准。

秋審處部案累累，如果正值秋審核稿之期，更是繁忙，拖延的時間往往更長。至於欽命刑部與其他衙門會審的案件，雖然諭旨上通常指派由某大臣前往會審，但真正到堂參與審訊的多是該大臣所在衙門的司官。

當然，如果是極其重大的欽案，特別針對高級官員的政治類案件，也有欽派親王大臣與刑部堂官同堂會審的情況。如雍正朝審理有關年羹堯的一系列案件時，就多以親王、重臣會同刑部審理。

《文獻叢編》中收錄有〈戴鐸口供〉一份。戴鐸係雍正帝潛邸親信，因為與年羹堯關係匪淺，此時亦被牽連在內，押赴京師受審。對於這樣的人物，如果僅以刑部司官坐堂，必然被其輕視。

因此雍正帝命他最親信的弟弟怡親王允祥與刑部會審。〈戴鐸口供〉開頭寫「十三王爺同大人問」，即指怡親王與刑部堂官當堂所問。

刑訊與刑具

在問訊過程中，理想的方式是運用「聽辨五辭」，即運用《尚書．呂刑》中提出的辭、色、氣、耳、目五種方式理刑獄、求民情，要以誠待之、以理鞫之，則「未有不得其實者」。

但是，受刑偵技術局限，清代刑官問案，還是以口供為重，是以刑訊一事，在審訊中幾乎不能避免。刑部官員刑訊犯人一般以掌嘴、杖刑為主，對拒不招認的重犯可用夾棍、拶指。審訊三品以上大員，如需動刑，則要事先請旨。

刑部的刑具由四川司掌管，按例設有「夾棍十副、指十副、枷一百四十具、板二十副、鐐鎖各八百件，又扛子二十根」，各依典章製造。但事實上，刑具的規格也並非那樣統一，衙役借此上下其手，收受賄賂。

這樣的情況在清初比較常見，連康熙帝也有耳聞，並曾親自告誡刑部堂官：「犯人各有應得之罪，今聞爾部枷孔大小不一，板有厚薄。賄囑者板薄而孔大，否則板厚而孔小……此等情弊爾等宜親行嚴察禁止。」

刑部官員雖然以慎刑自勉，但常年從事審訊工作，對刑訊的危害也難免冷漠麻木。越是遇到疑難大案，特別是限期迫近、經過皇帝親自督促的案件時，刑部官員用刑的力度就越大。

如嘉慶九年二月，刑部部內的贓罰庫被盜，涉及看庫吏役、兵丁二十餘人，屢供屢翻，審訊數月，毫無結果。嘉慶帝大為震怒，下旨痛斥：刑部是天下刑名總匯，自己衙門被盜了都這麼久破不了案，其他棘手大案，還能指望你們迅速審理清楚嗎？此後，皇帝又多次就此事對刑部提出批評，使刑部堂司備感壓力。

為了早日審結此案，刑部將疑犯反覆刑求，二十餘人「備受各刑，體無完膚」。與之類似的是道光二年刑部承審的御史常賡濫責釀命一案，刑部在審訊中直接將本案要證唐七刑訊斃命。

不過，刑部地處京師，上有皇帝，旁有科道言官，與地方官署一手遮天的情形還是有所不同。刑部如果出現刑訊過度的情況，會被言官揭發彈劾，引來皇帝的干預。前舉嘉慶、道光時期兩案，都是如此。

*本文摘自《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帝王心術、官場規則、制度弊端、人情羅網，從疑案的煉成看清代從盛世走向末路的更迭起伏》，麥田出版出版。

【作者簡介】

鄭小悠

1987 年生於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擅長歷史文學、歷史普及類作品的寫作，文筆生動平易、引人入勝。其作品《年羹堯之死》一經出版，即受到好評，影響廣泛，入圍《新京報》2018 年年度好書；獲得「2019 博庫 · 錢江晚報春風悅讀盛典」年度新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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