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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頭 #演算法 #google #amazon #臉書 #科技監管 #meta #特斯拉 #TIKTOK

《大家論壇》雲端視角：科技巨頭借時髦的演算法　擁有宰制我們之力

楊尼斯（Yanis Varoufakis） 2023年11月11日 07:00:00

楊尼斯（Yanis Varoufakis）

●希臘前財政部長

●歐洲現實不服從陣線（MeRA25）總書記

●雅典大學經濟學教授

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市場力量過大，一直是現代社會必須處理的課題。但大型科技公司勢力強到宰制我們，難道是新的挑戰？Google、亞馬遜（Amazon）或Meta，與1920年代的標準石油（Standard Oil）、1970年代的IBM、或較近代的沃爾瑪（Walmart），本質上有何差別？

如果沒有差別，那麼或許我們就能立法監管科技巨頭，沿用美國1890年「薛曼反托辣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的模式。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莉娜汗（Lina Khan）正朝那個目標勇往直前。

可悲的是，那注定行不通。現在的科技巨頭截然不同，不可能再像我們以往碰過的托辣斯（trust）、卡特爾（cartel）或企業集團（conglomerate）那樣受監管。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把資本主義描繪成某種集市城鎮（market town），讓家族經營的屠宰場、麵包坊和釀酒場，能透過公開、秉持道德的競爭促進公眾利益，這與現代經濟毫無相似處。現代產業––從鐵路、能源與電信，到肥皂粉、汽車與製藥––幾乎每一種都是由巨型企業集團組成的卡特爾，他們緊緊宰制著市場，唯有在政治人物拿出意志力制定、落實反托辣斯法，有時甚至依法予以分拆時，才偶爾會鬆開箝制。

為什麼同樣的做法，套用在今日科技巨頭身上就行不通？他們有何獨特之處？

反托辣斯法規起初立意是要防止大企業操縱物價，先是限制供應量，直到價格漲到讓他們壟斷事業獲利最大化的價位才罷手，消費大眾和廣大勞工（其就業率隨產出下滑）的權益因而受損。這顯然不適用於今日的科技巨頭，因為這些科技巨頭的服務免費提供，供應也無拘無束。

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領頭分割標準石油公司，儘管政治上需要莫大的道德勇氣，但技術上輕而易舉。但如今，要如何分拆亞馬遜、臉書、Paypal，或甚至Airbnb、特斯拉（Tesla）或星鏈（Starlink）？如果政府試圖為之，勢必遭遇使用者憤怒反抗，因為對用戶而言，這些平台四通八達、無遠弗屆的性質，正是他們使用的原因。

服務免費提供，意味著使用者並不是付費顧客；付費顧客的角色保留給眾多商家，他們需要使用科技巨頭的演算法，才能觸及平台服務的使用者。賣家為取得這種特權，遭亞馬遜或臉書索取高額費用（因而被搾取某種形式的雲端租金）。監管當局於是面臨一種無解的政治難題：他們必須違逆輿論風向（響應科技巨頭徵召捍衛平台完整的數百萬計用戶），以保護資本家不受制於這些「科技-封建領主」（techno-feudal lords），或如我在拙著新書《科技封建主義：是什麼殺了資本主義》（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暫譯）稱之為「雲端領主」（cloudalists）。那是巨大的風險。更何況，那甚至還不是科技巨頭市場力量大得異常背後的主因。

科技巨頭（Big Tech）不該與高科技（High Tech）混為一談。工業機器人製造商，像是ABB、庫卡（Kuka）、川崎重工（Kawasaki）和安川電機（Yaskawa），造就了燦爛奪目的科技奇蹟，但卻不像科技巨頭那般擁有強大力量可宰制我們。1960年代和1970年代，IBM的電腦藉由供應技術尖端（就當時而言）的機器，箝制了政府和民間企業電腦市場。AT&T也在電話服務方面，具有形同壟斷市場的地位，直到1984年被分拆為止。但無論是IBM或AT&T，都沒能像科技巨頭那般控制著我們。

原因之一是，架構在網際網路上的平台，像是WhatsApp和TikTok，都受惠於巨大的網路效應：每吸引新的使用者，他們提供的服務對現有用戶的價值就更高。AT&T的網路效應，是倚靠對其他電信公司用戶通話索取更高費用––那項優勢可被監管當局輕易移除，只要禁止電信業者對撥打給對手顧客的通話加收費用即可。

但監管當局怎樣才能取消X（昔稱推特）或臉書的網路效應？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意指讓你能把所有的貼文、照片、影片、朋友和跟隨者，統統從X和臉書無縫接軌搬移到另一個平台（比方說，Mastodon）––那就技術面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壯舉，不像允許AT&T顧客打電話給Verizon顧客無須加收費用那麼簡單。

就連強制要求互通性的困難度，也不是賦予科技巨頭市場勢力的最大來源。1970年代初期，IBM壟斷了電腦運算工具，與標準石油宰制能源業、或底特律車廠幾乎壟斷私人運輸的手法，可說是大同小異。

讓科技巨頭不同於IBM的則是巨大的差異性。他們的機器並未變成有感知的、魔鬼終結者（Terminator）式的。但卻更有意思：他們能自我改造，借時髦的演算法之力，從運算的生產工具，轉變為行為修正的生產工具。

以我們身為消費者的能力，科技巨頭的雲端資本（像是Alexa、Siri和Google Assistant）訓練我們去訓練它來建議我們該買什麼。一旦雲端資本博得我們的信賴，就能把它為我們挑選的東西直接賣給我們，跳過所有的市場。

雲端資本的擁有者，也就是雲端領主，向這些附庸的商家索取雲端租金，而我們這些使用者則為雲端領主免費做工，每捲個頁面、按個讚、分享內容或寫評論，都在擴充他們的雲端資本。至於在工廠和倉庫裡的無產階級，他們也被同樣的雲端資本套牢，手掌握著或手腕戴著的裝置驅策他們像機器人似的加快腳步工作，時時受演算法監督。

在科技封建制度下，監管當局能為我們做的少之又少，因為我們已經放棄了對自己心智的完整所有權。每個無產階級者在上班時間轉變成雲端勞工，在其餘時間轉變成雲端農奴。每個自僱者搖身變成雲端臣僕和雲端農奴。民間資本家從我們身邊搜刮走所有的實體資產，雲端資本家則連我們的心靈資產都剝奪一空。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要保有個別的心智，我們必須集體擁有雲端資本。我們若想把雲端資本從修正行為的生產工具，轉變成人類合作與解放的生產工具，那是唯一的途徑。這或許聽起來像在空中畫餅，但比起寄望於政府監管科技巨頭，烏托邦理想色彩還沒那麼濃呢。

（翻譯：余雅薇，責任編輯：楊淑華）

（原標題為《Big Tech Cannot Be Regulate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