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Jonathan Levy)
●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與社會思想委員會教授
●著有《美國資本主義時代:美國歷史》一書
權力到底在哪裡,有時不是一眼就看得清楚分明。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無疑是世界上最有權有勢的領導人之一。美國贏得冷戰後,法國當時的外交部長韋德林稱美國無論是軟實力還是硬實力,都是「超級大國」。儘管柯林頓爆出與白宮實習生陸文思基的性醜聞,但美國的「新經濟」蓬勃發展,所以1996年壓倒性連任成功的柯林頓未受性醜聞影響,民調支持度居高不下。此外,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持續進行,代議制民主也繼續向全球擴散。
1990 年代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核心特徵之一是:短期跨境資本的流動性持續增加。1997 年,當這些 「熱錢」自許多東亞經濟體出走,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柯林頓私下曾考慮召集七大工業國(G7)召開會議,也考慮是否該制定「第二代布列敦森林協定」,取代既有的體系。這個國際貨幣體系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為各國監管全球金融資本提供了支撐。
他打了一通私人電話給英國首相布萊爾,對他解釋道:「布列敦森林協定50年前制定,當時的設想是,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最重要的是確保有足夠的資金促進貿易和投資—— 而沒有預見,資本流動本身會在全球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柯林頓甚至考慮成立一個新的全球中央銀行。
但是當他向最親近的經濟顧問(財政部長魯賓和副財長薩默斯)提出這些激進的想法時,被他們斷然拒絕。歷史學家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和史坦(Judith Stein)在他們合寫的新書《輝煌的失敗:柯林頓總統任內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轉變》(A Fabulous Failure: The Clinton Presiden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暫譯)中寫道,柯林頓「找不到人支持任何一個國際版的新政」。隨著事件落幕,柯林頓「本能上傾向進步主義的經濟政策讓位給新自由主義,這個新自由主義獲得了代表美國財政部及其盟友的力挺,包括意識形態以及組織資源都向新自由主義靠攏。」
柯林頓傾向進步主義的本能是真的,所以他一開始還是逆著新自由主義的潮流而為之,在1993 年一上任,率先提出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和全民醫保。但這兩個倡議(其中的醫保改革最受矚目)以失敗收場後,他與世界上許多其他領導人一樣,加入市場基本教義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的大潮。這意味放寬對各行各業(從電信到金融)的管制,落實趨嚴的福利改革,以及以其他方式歌頌市場至上的優點。
但究竟誰才是發號施令的主帥?是高盛前董事長魯賓?還是前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默斯?還是每個人都只是被時代潮流推著走呢?這些問題不僅具有歷史意義,也具有當代的重要性。放眼全球,各國政府正在重新行使對經濟生活的控制權,該權已在20 世紀末被它們放棄。但正如25年前的情況,這種結果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掌權者個人天生的政治本能。
儘管利希滕斯坦和史坦的卓著在很大程度上闡述了這一點,但哈佛歷史學家梅爾(Charles S. Maier)在新著《專案型國家及其對手:20和21世紀的新歷史》(The Project-State and Its Rivals: A New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暫譯),從更高的層次審視了自柯林頓任內,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達到高峰以來發生的諸多問題。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梅爾提出「專案型國家」(project-state)這個新穎概念。「專案型國家」指的是一個主權實體,有能力動員全體社會支持大型目標。儘管專案型國家的先例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革命時代,但直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才完全成形發展起來。
打贏戰爭、戰勝經濟大蕭條、建立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追求去殖民化和經濟發展,這些都是大型社會建設的實例。由國家主導,改造景觀地貌、清除沼澤、建設大型公共基礎設施,如水壩、港口和高速公路等等。但它們也試圖改變人口結構,包括透過教育、接種疫苗、生育控制、有時甚至會滅絕人口。
無論它們是透過暴力還是其他手段動員人民和資源,這類「專案型國家」都需要堅定的 「群眾」支持。因此往往需要具有獨特魅力的政治領袖——例如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戴高樂、尼赫魯等,透過籌組政黨進行動員,讓人數達到必要的臨界值。
但正如梅爾新作的書名所示,專案型國家面臨著競爭對手。其中包括19世紀歐洲殖民主義留下的「資源帝國」以及其他非國家實體「治理」的機構或提供專業知識的組織,諸如非政府組織、基金會、大學,以及聯合國等無實權的國際機構。然而,梅爾認為專案型國家目前最強競的對手是他所謂的國際「資本網絡」。
梅爾的理論能套用在柯林頓政府,特別是在柯林頓推動進步政策的時刻,所以我們可以說,當時柯林頓體現了專案治國模式。哈佛教授薩默斯代表專業「治理」;高盛銀行家魯賓編織了「資本網絡」。(至於在華府韜光養晦、對蘊藏豐富石油資源的伊拉克虎視眈眈的新保守主義者,最能代表何謂 「資源帝國」的遺產)。
為什麼社會民主的專案型國家會在 1970 年代失去動力?有些是突發性原因:舊資源帝國提供的廉價石油時代在「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減產的衝擊下戛然而止。根據標準的歷史敘述,梅爾花了多頁的篇幅說明物價飆漲,既反映社會民主國家出現信心危機,同時也是造成信心危機的原因。但他也提出一個更具挑戰性的觀點,亦即專案型國家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有些國家打贏世界大戰,但那些衝突已是過去式;一如福利國家一旦確立它的基本建制後,建制工程也會成為過去。各種國家經濟發展專案也是如此,如巴西或蘇聯時期俄國的工業化,以及當今南方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綠色革命。
完成這一切專案後會發生什麼呢?專案型國家需要更多專案維持繁榮,專案規模愈大愈好。高效率經營郵政服務、徵稅、管理全國牙科保險計畫,這些根本不足以維持專案型國家的合法性和成長動力。然而能夠滿足這一要求的專案類型必然有限,它們需要巨大的資源和廣泛的投入,但很快就會完成階段性任務與目標而成為過去式。(系列二之一)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Evolu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Powe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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