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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革命 #鄂圖曼帝國 #維也納會議 #拿破崙 #梅特涅 #奧地利

《大家論壇》危機視角：舊秩序不堪一擊　推翻它的是自發性動亂

詹姆斯（Harold James） 2023年08月09日 07:00:00

詹姆斯（Harold James）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關係教授

歷史學家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深刻而富啟發性的新書《革命之春》（Revolutionary Spring: Fighting for a New World, 1848-1849，暫譯），以一流的洞見道出距今遙遠的大時代（特別是1848-1849歐洲爆發革命潮的時期），如何貼切而急切地與現代時事呼應。實際上，遙遠的過去有時甚至優於鞭辟入理的分析，更值得我們作為殷鑑。在這本關於1848-49年革命浪潮席捲歐洲的權威性研究中，克拉克的結論是：「無法不被今昔相似處感到震驚、湧起強烈的共鳴。」

克拉克指出，現在與當年一樣，同時在多個地方爆發危機，顯示已經環環相扣的世界恐無法自外於他處的動亂。歐洲當年的特徵包括「在民主制度下社會缺乏凝聚力、對話失靈、正統觀點僵化且不容許質疑或挑戰、無法確定重要目標的優先順序、無法團結民眾實現目標」。民眾被「劇烈的動盪和不斷的變化撕裂，缺乏明確的方向感，對未來感到茫然。」

歐洲的革命之年（1848-1849）與我們今天所經歷的情況一樣，都面臨多重危機。但該如何分析呢？考慮到歐洲各地同時發生大小不一的問題，並擴及整個歐洲大陸，克拉克將這一切整合成易於理解、快速又不拖泥帶水的敘述，這本身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我想到堪與其媲美的唯一例子是夏瑪（Simon Schama）在1989年法國大革命200週年所出版的《公民》（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暫譯），該書精湛地詮釋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優雅地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核心勢力之間轉換，但夏瑪幸運的是，只須將焦點鎖定一個國家。

用他們自己的話

克拉克引用1848-49那個年代人提供的生動描述（包括許多傑出女性提供的資料），繪出他的歐洲全景圖。這些女性雖被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但她們受過高等教育，具備讀寫能力，擁有犀利的分析與批判能力，這種批判力在當時只能來自與當權者關係良好的外圍人士。

舉例來說，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達古爾特（Marie d’Agoult）提供克拉克認為對當年巴黎最精彩的描述。與今天情況特別相似的一點是，不實訊息滿天飛。達古爾特說：「我們的朋友、鄰居、工作人員莫不感到害怕，因為他們聽到各種令他們擔憂的可怕傳聞。」此外，駐羅馬的美國記者傅勒（Margaret Fuller）對歷史的開放性詮釋和當權者的困境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她說：「我常想，教宗一定沉重又傷心，當他一人獨坐時，耳邊就響起人民嘈雜的祈禱聲。」

教科書通常將1848年的革命潮描述為在多個地方發生的革命，包括巴勒莫、巴黎、維也納、柏林等地，並辛苦地做到平衡而完整的呈現。不同於教科書，克拉克的視野更廣闊。除了提供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精彩描述，也力主鄂圖曼帝國轄下的瓦拉幾亞公國（位於今天的羅馬尼亞）是理解革命浪潮背後政治和憲法發展的關鍵。在1848年，瓦拉幾亞西南部一個小村莊頒布名為伊斯拉茲宣言的22點計畫，內容包括自由派的標準要求，如憲法改革、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等，並提倡土地改革、兒童不分男女都該接受教育。

1848年，舊秩序不堪一擊，推翻它的是自發性動亂，而非令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害怕的陰謀人士和革命勢力策劃主導。人民的不滿情緒在新聞記者煽動下（有關媒體的影響力，克拉克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擴及到大街小巷。法國改革報（La Réforme）帶頭舉辦反宴會運動，藉這種抗爭形式動員群眾，對法國王室施壓。該報指出：「所以這是一場危機，一場我們親眼目睹、真實存在的國家危機！」更重要的是，法國的危機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互相交織、環環相扣的一部分」。

一場遍及全歐洲的革命浪潮，有人認為是陰謀，這個論點點燃革命派的想像力，也讓舊秩序感到恐懼；但這種論述基本上是一種誤導。真正將全歐洲連結在一起的因素是日子太苦，由於收成不佳以及作物病蟲害導致糧食短缺，尤其是摧毀歐洲北部（愛爾蘭為最）的馬鈴薯菌害。克拉克解釋：「結果叛亂分子的行動分散了當局的注意力，只能專心應付叛亂，但政府真正該做的是重新調整治國方式，滿足民眾訴求，畢竟百姓愈來愈懂政治，也愈來愈有批判意識。」

因此，1848革命潮確實是涵蓋全歐洲的故事。正如克拉克所指，1848革命潮起因於對政府的批評，主要是政府未盡到哪些責任，以及該善盡哪些角色。這些討論反過來形成了一種普遍的歐洲意識。因此，新政府上台必須專注於提高治國的效率、促進經濟發展、開放貿易和通訊、改革銀行和金融機構。1848年後的政權並不僅僅是恢復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決議（旨在正式結束拿破崙戰爭）。相反，1848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以開放的態度，關注其他國家正在推動的政策和做法。正如克拉克所言，1848年的影響是將辯論的焦點從目的（做什麼）轉移到手段（怎麼做）。（系列二之一）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First Polycrisi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