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毅仁(Ian Buruma)
●《紐約書評》前編輯
俄羅斯總統普丁最近在伏爾加格勒(以前叫史達林格勒)發表講話,以二戰的恐怖作為他入侵烏克蘭的理由。他板著臉說:「一次又一次,我們不得不擊退西方的集體侵略」,但沒有提到英國和美國在戰爭期間是蘇聯的盟友,他接著又說,今日正如當日,俄羅斯受到德國戰車的威脅,被迫抵禦「現代形式的納粹主義意識形態」。
在這個二戰最慘烈、超過100萬蘇聯和德國士兵陣亡之地,這番談話當然是對歷史的惡意歪曲,俄羅斯不是在自衛,而是入侵一個主權國家,而該國總統澤倫斯基恰好是在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猶太人。認為納粹意識形態驅使澤倫斯基及其烏克蘭同胞保衛國家、免受俄羅斯侵略的說法是荒謬的,即使按照普丁的標準也是如此。
至於涉嫌威脅俄羅斯的德國戰車,德國總理蕭茲之所以在同意向烏克蘭提供14輛豹2戰車之前猶豫了這麼久,是因為他不想讓德國被視為軍事領袖。一直到美國總統拜登勉強同意向烏克蘭提供M1艾布蘭主力戰車之後,蕭茲才肯點頭。
像普丁一樣,德國領導人經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有時令人倒胃口。但他們從那場戰爭中得出的結論,與普丁的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大相徑庭。普丁在伏爾加格勒發表演講前一周,蕭茲藉著德國議會一年一度的大屠殺紀念活動的機會,強調德國對數百萬猶太人被謀殺的歷史責任, 他指出,承認這一點對於確保此類犯罪永遠不會重演至關重要。會議開幕時,聯邦議院議長巴斯(Bärbel Bas)強調德國最近反猶太主義激增,並將那些試圖淡化大屠殺的人稱之為「我們國家的恥辱」。
一些觀察家批評蕭茲不願更積極支持烏克蘭,認為他從歷史中吸取了錯誤的教訓,但他對軍事侵略的厭惡,反映了塑造他這一代德國領導人的戰後和平主義。同樣地,德國幾十年來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決定,可被視為利用貿易和相互依賴來預防戰爭之舉。但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德國一直在盟友敦促下重新考慮和平主義外交政策,承擔起領導軍事角色,幫助保衛它過去曾粗暴對待過的國家——烏克蘭。
對歷史錯誤的記憶常會助長暴力,大屠殺也不例外。 例如,以納坦雅胡總理為首的以色列右翼政客,不斷喚起大屠殺的真正創傷,證明鎮壓(常常是暴力鎮壓)屯墾區的巴勒斯坦人是有正當理由。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大屠殺和其他歷史創傷的記憶,註定會被政治機會主義者利用和操縱,它們的真正重要性和意義永遠被惡意類比蒙上陰影?桑塔亞那 (George Santayana) 著名的格言「不記得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他是否正確?
是也不是。檢測不同時期和背景下的歷史相似之處,可以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和透視感,但也會導致我們看到不相稱,甚至根本不存在相似之處,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這方面的怪誕例子包括美國國會前女議員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將增稅比作大屠殺,美國現任共和黨眾議員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將新冠公共衛生措施比作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雖然人們很容易將這種冒犯性的觀點,歸因於憤世嫉俗和惡意,但原因往往只是單純的無知。
一些所謂的歷史相似之處,既不憤世嫉俗也不惡意,但仍然無濟於事。例如,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最近一份聲明,將今天生活在烏克蘭的大屠殺倖存者的苦難,與他們在納粹手中遭受的暴行進行比較。但是,儘管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犯罪行為是不可否認的,但將普丁的暴行與大屠殺相提並論,可能同時淡化了兩者。普丁已經夠壞了,沒必要拿他跟希特勒比。
從歷史中記教訓不僅僅是進行比較。研究歷史就是了解我們是誰,為什麼會發生某些事情,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我們。但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事情永遠不會以同樣的方式重演。
當代政策必須根據其優點來判斷,而不僅是根據它們與過去的關係。德國承認大屠殺的責任,不應成為阻止今日德國軍援戰車給烏克蘭的理由。同樣,近一個世紀前,蘇聯人民在納粹德國手中遭受的可怕苦難,也不能成為俄羅斯今天侵略行為的理由。
英國小說家哈特利 (L.P. Hartley) 曾經寫道,過去是「一個外國:他們在那裡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唉,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現在必須做得更好。但要理解這一課,我們必須聽從桑塔亞那的建議,非常仔細地研究歷史。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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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History Trap》,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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