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維拉（Ngozi Okonjo-Iweala）

●世界貿易組織祕書長

●奈及利亞前財政部長

●世界銀行前常務董事

克魯格（Anne O. Krueger）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國際貨幣基金前第一副董事總經理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教授

●史丹福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從民粹主義氣焰高張、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2020年代才剛展開，全球貿易之路就走得異常艱辛，對全球貿易賴以維繫的原則、規定和多邊體制構成嚴峻挑戰。世界貿易組織祕書長接受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克魯格（Anne O. Krueger）訪談，對未來最大的挑戰與機會何在，表示她的看法。

克魯格：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貿易被當作制裁武器，您認為這種做法會產生什麼長期後果？

伊維拉： 這場戰爭對所有的多邊組織都產生影響，世界貿易組織（WTO）也不例外，畢竟會員國無法忽視戰爭，必須表明他們的觀點。

這個多邊貿易體系當初成立的信念，是貿易與互相依賴可促進和平與繁榮，而穩定的貿易關係會進一步助長貿易流動。以歷史標準來看，過去75年來，世界確實享有可觀的繁榮與和平。

俄烏戰爭及其招致的反應提醒我們，貿易乃至經濟上的互相依賴，都可能被武器化，雖然起了作用但也會有副作用。同時，這場戰爭引起的震撼也進一步凸顯出貿易的必要性。要減輕這場危機帶來的糧食安全衝擊，需要世界合作維護糧食及關鍵投入品跨境暢流無阻。

大致而言，我們需要更深、更多元、更去中心化的世界市場，因為在因應衝擊上更有韌性，也更難被任一國拿來當作武器。這需要強而有效的多邊規則架構。這正是為什麼164個WTO會員國最近在6月第12屆部長會議（MC12）上達成共識是如此重要，顯示多邊體系即使面臨重重挑戰仍可能獲致成果，也顯示策略性合作可與策略性競爭並存。

克魯格： 您擔任過奈及利亞財長，也曾任職於世銀，熟諳國際組織運作。你剛接任世貿組織祕書長職務時，可有什麼事令您訝異？

伊維拉： 讓我訝異的是，未聚焦於達成結果，磋商重大協議曠日費時。人命關天，但協商放棄智財權鼓勵製造新冠疫苗就拖很久。WTO核心宗旨是以貿易造福人群，如果關心人群、關心永續性，達成協議取得結果就不該耗費那麼長的時間。

克魯格： 許多人將爭端解決機制（DSM）視為WTO一大成就，但DSM因美國政府拒絕同意其上訴機構的新法官任命案，而陷入停擺。您對如何恢復、甚至強化DSM有何看法？

伊維拉： 這套系統多年來以規則為基礎客觀行事，協助化解貿易爭端的效果良好。但沒有完美無瑕的系統，DSM仍有改善空間。美國啟動了如何從技術層面改進的辯論，會員國在MC12承諾2024年完全恢復此系統運作。要達此目標，有賴會員國極大的投入與決心。他們已在各種非正式場合，針對爭端解決機制如何影響自身利益、且這些利益又如何能在改良後的機制受到正視，進行討論。我認為，這些討論在未來數月會有更多進展。

克魯格：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和WTO在二戰後的半世紀扮演要角，但時代已改變，令人質疑WTO在快速數位化的經濟是否變得比較不合時宜。您對WTO角色如何與時俱進有何看法？貿易議程應納入網路安全性和電子商務這類議題嗎？

伊維拉： 不應低估貨物貿易的重要性，估計2021年貨貿價值達22兆美元 – –占全球23%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若是貨貿無關緊要，過去一年來何必對供應鏈問題憂心如焚。WTO扮演著讓貨貿更開放、可預期的核心角色，畢竟全球逾75%的貨物貿易依循最惠國待遇（MFN）條件。

即使是數位經濟，也奠基於實體貨物。對數位經濟不可或缺的產品，像是伺服器、半導體、電腦和行動電話，WTO的資訊科技協定（ITA）已取消其關稅。ITA共有83個締約國，合計占這類產品全球出口的比率超過97%。2015年，ITA擴大到取消逾200種產品的關稅，2020年這些產品的貿易價值為1.8兆美元 – –相當於全球製造業出口總值的19%。.

話雖如此，WTO顯然必須再進化，也正著手這麼做。疫情促使人們轉向電子商務和遠距工作，已導致全球以數位方式提供的服務出口加速成長。2020年，貨物和面對面服務貿易萎縮的同時，數位方式提供的服務出口逆勢增加11%。初步數據顯示，2021年1月至9月，全球電腦服務出口比2019年同期躍增34%。

市場依循WTO電信與金融服務協議有幫助，暫時對電子傳輸免課關稅（在MC12上獲准展延）也有助益。

專門針對數位經濟的基本全球貿易規仍付諸闕如，但美國、歐盟、中國和其他83個WTO會員國努力改變現狀，正磋商電子商務相關新規定，網路安全性是一大議題。參與者已就消費者保護、電子簽章及合同、無紙化貿易、垃圾訊息等議題，同意未來規則的輪廓。定義共通的數位貿易參數，將降低小企業參與的門檻，進而能擴大經濟機會。

克魯格： 多邊機構採取行動對抗氣候變遷的壓力日增，WTO應有何做法，畢竟許多提議的改革，例如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可能違背WTO規則或自由貿易原則？

伊維拉： 貿易是對抗氣候變遷解決方案的一環，WTO會員國在MC12正式文件中就表明「認清全球環境方面的挑戰，包括氣候變遷」，並肯定多邊體系在因應挑戰上扮演的角色。會員國紛紛提案，有的重提讓環境相關貨物與服務貿易自由化，以降低去碳化的成本；有的尋求解決塑膠污染（藉由支持協商聯合國「國際塑膠公約」），以促進更循環再生的經濟，並且改革化石燃料補貼。

目前已提出大約70種不同的全國性、非全國性和區域性碳訂價（carbon pricing）做法。我仍堅信，共通的全球性碳訂價做法，最能傳達去碳化的價格訊息，同時將貿易衝突降到最小，並確保窮國也有發言權。為此，WTO正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IMF）和OECD合作，共同建立一套藉以評估碳訂價的通用事實基礎。

務必明白，為落實目標宏偉的政策，只要這些政策不構成對貿易夥伴不合理的歧視，WTO的規則都提供法規空間。各國氣候計畫的設計與落實上若能加強協調與合作，可協助減少潛在衝突並提升環境政策的成效。WTO正是協助促進協調與合作的場所。

克魯格：中國崛起給貿易政治經濟帶來最重大的改變，中美衝突成為這個貿易體系所有參與者愈來愈憂心忡忡的顧慮。WTO能協助緩和衝突嗎？

伊維拉： 中國的經濟崛起一飛沖天。2000年，即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國只占3.9%的世界貨物貿易，2020年已躍增至14.7%。同時期進口占比從3.4%提高到11.5%。人均所得（以購買力平價計）增加五倍，從2890美元增至17110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以購買力平價計）增加一倍多，從7.3%擴大為18.3%。

儘管衝突和脫鉤之說甚囂塵上，美中貨貿一直盤旋在歷史高檔。美國去年對中國貨物出口1530億美元，破紀錄；美國從中國進口5420億美元，與2018年升至顛峰的5630億美元相差不遠。

倘若實際脫鉤，所有經濟體都將付出高昂代價。一個訂有全球規則保障自由貿易的強健多邊貿易體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低收入地區尤然。美中貿易衝突一部分出自於經濟模式的差異– –具體來說就是與國家對經濟的介入程度有關。在這方面，WTO正盡最大努力提升政府干預的透明度，包括補貼在內。

今年4月，WTO與IMF、OECD和世界銀行共同發布研究報告，提及許多的補貼目標明確對準矯正市場失靈；其他的許多補貼則附帶高昂的國內代價，或對全球普遍造成有害的影響。國際合作促成補貼紀律的改善，可協助減輕一部分的美中衝突。

在MC12，我們目睹中美合力弭平鴻溝，在一些領域獲致結果，包括：「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的豁免協議。未來在WTO，類似的合作仍有必要，以利這個多邊貿易體系管理21世紀的衝突，包括電子商務和環境議題。

（翻譯：余雅薇，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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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Trade Agenda Toda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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