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瑞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當一個新的經濟典範真正確立時,就連其所謂的反對者也會開始從它的視角看世界。在凱因斯主義福利國家的全盛時期,保守派和左派政治人物都同樣支持,比如共和黨籍的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和尼克森(Richard Nixon),兩人皆全盤接受該典範的基本原則——市場管制、再分配、社會保險,以及反景氣循環的總體經濟政策——並努力擴大社會福利計畫,強化工作場所和環境法規。
新自由主義的情況也是如此。它的推動力來自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例如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雷根(Ronald Reagan)和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這幾位市場狂熱份子。然而,新自由主義典範最後之所以能佔據主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柯林頓(Bill Clinton)和布萊爾(Tony Blair)等中間偏左的領導人。他們把新自由主義支持市場的議程內化到自身,並推動解除管制、金融化和超全球化,而面對這些政策帶來的不平等和經濟不安全感,則在口頭上說要改善。
如今我們正處於過渡階段,逐漸遠離新自由主義,但接下來由什麼取而代之,仍非常難以預料。新典範尚未鞏固,不見得是件壞事。各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情況和需求,不需要我們再去塑造出另一種正統觀念,提供的卻不過是千篇一律的解決方案和現成的藍圖。
不過,還是必須有一個有活力的願景來引導經濟政策。從歷史經驗看來,隨著新自由主義式微,留下來的真空很快就會被新的典範填補,這個典範到頭來還是需要政治光譜上各派別的支持。面對當前的政治兩極化,要達成這樣的結果似乎不太可能。然而事實上,現在已經浮現合流的跡象。
具體而言,美國兩黨可能以「生產主義」(productivism)為核心達成一個新共識,它強調把生產性的經濟機會散布到所有地區,以及各個勞動力分工部門。生產主義不同於新自由主義,它賦予政府和公民社會一個重要的角色,以實現上述目標。它對市場沒那麼有信心,對大企業也抱持疑慮。相較於金融,它更強調的是生產和投資;相較於全球化,它更優先關注復興地方社區。
生產主義也跟凱因斯主義的福利國家不同,它較不注重再分配、社會轉移支付和總體經濟管理,而是更關心供應面的措施,要創造好的就業機會給每一個人。生產主義跟新自由主義和凱因斯主義這兩個先行典範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對技術官僚抱有更深的懷疑態度,對經濟民粹主義也沒那麼下意識地展現敵意。
美國拜登政府的論述修辭和部分政策內涵,具備許多上述的元素。舉例來說,拜登政府樂於實施產業政策,以促進綠能轉型、重建國內供應鏈,並刺激好的就業機會;此外,拜登政府還怪罪大企業的牟利行為是通膨的罪魁禍首,而且(到目前為止)拒絕撤銷前總統川普對中國施加的關稅。當政府內最高階的經濟學家、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在世界貿易組織大讚「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亦即從美國的盟友取得商品供給——的好處時,我們就知道時代變了。
不過,這套思維很多支線,在政治右派的身上也看得到。出於對中國崛起的警覺,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聯手合作推動投資和創新政策,強化美國的製造業。美國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過去曾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未來可能也還有機會;他就曾慷慨激昂地籲請推動產業政策,要提高對小企業、製造業和高科技部門的財務、行銷和技術援助。盧比歐表示,「如果對市場最有效率的結果卻對民眾不利的話,我們需要的是更精準的產業政策,以促進公共利益」。
許多左派人士都同意盧比歐的觀點。一手打造川普對中貿易政策的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因其對世貿組織的強硬策略,贏得許多進步派人士的支持。左派的重要意見領袖庫特納(Robert Kuttner)主張,萊特海澤對貿易、產業政策和經濟民族主義的看法,「更接近進步民主黨人」。
以雷根的重要顧問、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尼斯坎南(William Niskanen)為名的尼斯坎南中心(Niskanen Center),把「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列為其主要綱領之一,強調政府提供公共財的能力,對健全的經濟非常重要。卡斯(Oren Cass)曾在共和黨人羅姆尼(Mitt Romney)2008年和2012年競選總統期間擔任他的顧問,亦曾在傾向市場的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擔任高級研究員;但他也對金融化資本主義有所批評,且支持供應鏈回遷本土(reshoring)以及對地方社區的投資。
同理,美國「民粹主義右派」的重要知識份子迪南(Patrick Deneen)提倡「支持工人的政策」,並支持「透過政府政策鼓勵國內生產」。迪南最近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雷恩(Ezra Klein)訪問時,談及前述主張及其他經濟政策;對此克雷恩指出,「在我看來有趣之處在於,這些政策跟民主黨現在的政策很相似」。
正如法洛士(James and Deborah Fallows)搭著單引擎飛機橫跨美國,研究地方經濟發展時所發現的狀況,在促進企業發展、創造就業和公私部門合作方面,實用主義可以凌駕於黨派政治之上。面對經濟衰退和失業問題等挑戰,地方政治人物跟社區團體、企業家和其他利害關係人討論,全面展開政策試驗。很多時候,他們的政治派別對他們做的事情影響不大。
這種跨黨派的合作和思想上的互相交流,是否意味著將帶來新的典範,還有待觀察。在墮胎權、種族和性別等社會和文化議題上,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之間仍存在深刻的分歧。許多共和黨人,包括盧比歐等重要人物,都還沒有宣布放棄擁護川普;川普至今仍對美國民主構成威脅。此外,保守派和進步派都支持的「新」產業政策還是有可能不了了之,或者又變成過去的舊有措施。
儘管如此,經濟政策框架已有重大的再定位跡象,以生產、工作和地方主義為根基,而非金融、消費主義和全球主義。生產主義可能發展成一種新的政策模式,就連最兩極化的政敵都會被吸引。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周昱君)
(原標題為《The New Productivism Paradig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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