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國際企業稅改革獨立委員會成員
貝克(Dean Baker)
●華盛頓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共同創辦人
1970年代,油價震撼刺激通膨狂飆,禁錮了經濟成長。爾後數十年,物價維持穩定,甚至在成長強勁時也持穩。決策者和經濟學家鞠躬答謝喝彩,驕傲地宣稱已找到神奇公式。那段所謂「經濟大溫和」(Great Moderation)時期是靠獨立自主的央行支撐,他們承諾無論何時只要通膨露出猙獰面目,就會提高利率壓制,必要時甚至會預先行動防患於未然,由於央行承諾可信,得以錨定通膨預期。「獨立自主」意味央行無須煩惱在代價(通常是產值和就業損失)與任何預期利益之間,權衡利弊得失。
但這種傳統觀點總是受到質疑。因為提高利率是藉由抑制需求來達到想要的結果,並不能「解決」供應面震撼引發的通膨 –– 比方說油價暴漲 (如同1970年代和今天再度發生的情況) ,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及俄烏戰爭爆發後所見的供應鏈阻塞。提高利率不會生出更多的汽車、石油、穀物、肥料或嬰兒配方奶粉。恰好相反,利率提高會使投資成本更高昂,因此甚至可能妨礙採取有效對策因應供應面問題。
1970年代的經驗給此刻帶來一些重要的教訓。一,大幅提高利率可能招致天翻地覆的衝擊。想想1980年代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影響持續餘波盪漾將近20年。另一教訓是,由央行擔任駕駛的「軟著陸」(soft landing)特別難安排。
今天,公共辯論聚焦於通膨勁揚要怪誰。學者專家爭辯美國聯準會(Fed)是否應該早一點行動,政府因應疫情時是否該少花一些錢。這類問題不太切中要點。基於起源自中國嚴苛封控防疫措施、半導體缺貨、嬰兒配方奶粉與衛生用品生產問題的供應亂象規模巨大,俄烏戰爭又對穀物、石油和肥料供應影響甚鉅,通膨是無可避免的事。
再者,企業獲利大幅成長,顯示市場集中化增強可能也是助長這波通膨的一大要素。儘管企業獲利增加的確切因素為何,並不是一清二楚,但不可否認在疫情期間確實增加了。況且,每當市場上出現嚴重供應受限,一如過去兩年來許多產業的情況,市場勢力龐大的公司往往立於優勢地位,更能善加利用這種情況。
不在其位的人,總是能輕易責怪在位者 –– 政治本來就是如此。但把通膨怪罪於美國總統拜登及民主黨國會議員,與歸咎於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或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一樣,都毫無道理。崇拜川普(Donald Trump)的支持者除外,真有人相信,假如川普連任成功,美國今天就可躲過通膨劫難嗎?
通膨既已來襲,現在更實際的問題是如何因應。利率升得夠高,確實會抑制物價成長,但這麼做也將扼殺經濟。是的,一些鼓吹提高利率的人士宣稱,積極抗通膨對窮人也有幫助,因為工資升幅落後物價漲幅(這當然也暗示工資並沒有驅動通膨,反而是抑制通膨)。然而,對勞工來說,沒什麼打擊比毫無收入和議價權降低更嚴重了,而這正是央行如果藉策劃一波衰退來撲滅通膨,將會發生的情形。在美國尤其是如此,因為社會保護體系是先進經濟體中最弱的。
當然,適度的利率正常化是件好事。利率理應反映資本的稀缺性,而「正確」的資本價格顯然不是零或負值 –– 如同接近零的利率和深陷負數的實質(通膨調整)利率所暗示的。但利率升得太高、太快的危險很大。
舉例來說,務必要認清一個事實:美國工資成長已經急遽減緩,年化成長率從2021年秋季的超過6%,降到最近只有4.4%。先前人人談之色變、助長加速收緊貨幣政策呼聲的「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wage-price spiral),也不過如此。
同時也務必認清另一點,就是當前發展完全牴觸標準的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模型,該模型假定,短時期內通膨率與失業率之間呈現反向關係。工資成長減緩時,失業率低於4% –– 此數比任何人估計的「不加速通膨的失業率」水準都來得低。這現象有一部分歸因於今日經濟環境下工會化和勞工勢力大不如前,但不論原因為何,工資成長急遽減速,顯示決策者進一步升息馴伏通膨前應當三思。
Fed頻頻提高利率,已經對美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房貸利率已從去年大約3%躍升到6%左右,借貸成本驟增已大大地改變房市樣貌。購屋房貸一年來已下滑逾15%,而再融資市場形同關閉,切斷了數百萬戶家庭取得信貸的一個重要來源,也預告房貸融資業將湧現一波裁員潮。根據最新發布的數據,5月新屋開工數比前一月降低7%。
和許多分析師的說法相反,美國家庭並沒有花用儲蓄以致存款大減的地步。媒體大肆報導近幾個月來儲蓄率下滑,反映的既不是額外消費,也不是收入減少,而是民眾繳納的資本利得稅增加了。5月份徵稅比2019年水準高出超過40%。如果把儲蓄和徵稅合起來看,5月的19.1%其實仍高於2018年與2019年平均的18.6%。
考量實質消費仍屬正常水準,幾乎沒什麼理由相信美國經濟現在面臨嚴重的需求過剩問題。使情況更糟的是,利率走高及其對房市的影響,可能證明適得其反。畢竟,租金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一個重要的組成項目,租金最近陡升,局部反映供應短缺。如今,隨著房貸利率上揚,房屋供應承受新的打擊,任何以需求降低形式呈現的短期利益,都將被居住成本升高給局部抵銷。
這個例子指向更大的議題,因為今日通膨的許多重要面向,像是食物、住宅、能源和汽車的價格,對利率調高的反應可能很溫和。舉例來說,購屋房貸申請已比一年前的水準滑落超過20%, 屋主降低要價求售的情況也變得普遍。話雖如此,仍有一股把利率升太多、太快的誘惑,這正是為什麼現在普遍瀰漫著經濟衰退山雨欲來的恐懼。
然而,即使眾人針對通膨和貨幣政策反應議題吵吵鬧鬧,意見分歧程度其實沒有想像那麼大。多數評論者,不論左派或右派,都相信利率應該調高。但在回答一些問題,比方說「何時該憂慮利率升得太多、太快」、「應該要提前多久未雨綢繆」諸如此類,爭論就冒出來了。
通膨鷹派主張一直提高利率,直到通膨減弱,或失業率升高和成長率降低的痛苦大到難以忍受(即使到那個地步,他們還是會抱怨缺乏勇氣)。對照下,較擔心實質經濟和普通勞工的人士主張循序漸進的做法,避免大幅緊縮,除非證據證明通膨顯著加速。
要理解這種分歧,別忘了今天的經濟迥異於1970年代的經濟。若把解決1970年代問題的辦法硬是移植過來解決2022年遭遇的問題,不啻是愚蠢到極點。經濟大不相同:全球化程度更深遠,工會勢力則明顯式微。因此,辯論焦點應轉向政府還可做什麼別的事,以馴伏通膨並管控最糟的負面影響,以及哪些政治和經濟想法最可能指引我們朝目標邁進。
即使是抱怨需求過剩的人士也大多明白,今日的通膨大致是受供應面亂象所驅動,也明白這些震撼雖然都無法精準料見,私部門仍可謂敗得一塌塗地。短視的行為(與2008年金融海嘯前所見的那種一模一樣)再次把巨大的代價加諸於社會。置身於風險叢生的動盪世界,我們的經濟卻完全缺乏應變復原能力。更糟的是,許多風險是可預見的 –– 而且,確實已預料到了。例如歐洲對俄羅斯天然氣的過度依賴。許多經濟學家早就對缺乏分散化的危險提出警告,尤其在能源業市場集中化持續快速進行之時。那些警告所言不虛,在俄羅斯今天殘酷的行徑得到證實。
近來的震撼固然有些是無論如何都會發生,但把企業利益與「市場為準」解方擺首位的政治與經濟哲學,卻加劇這些震撼的影響。今天的許多大問題 –– 以及他們帶給普羅大眾的後果 –– 唯有集體協調行動才能解決。這需要政府推行政策,目標擺在限制市場勢力集中化、鼓勵加強分散化、促進長期思考(透過稅制結構與公司治理法規),也需要擬定產業策略,認清國界的重要性,以及我們面對的真正風險。
供應面受限,需要供應面的解決辦法,但多半都尚未受到重視。這類措施抑制通膨的效力與有限的升息相當,卻不會讓勞工和更廣泛的經濟成為犧牲品。
要解決勞動力供應問題,決策者應考慮移民改革、投資兒童照護、提高最低工資,並且制定法律讓職場更吸引人,尤其對婦女與年長者而言。要整頓住宅業,我們必須鼓勵把閒置的辦公空間轉化成住宅。要化解當前(和未來)能源危機,我們需要大幅提高在綠能方面的公共投資,也需要政府對石油提供價格保證 –– 這種政策組合可在短缺時鼓勵生產,更長期而言仍可分階段淘汰化石燃料。我們也需要更強有力的競爭法規,不讓企業有動機藉削減產量提高獲利。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協助中低收入民眾因應通膨後果。美國因為接近能源獨立,整體而言對能源價格變動相對不受影響(出口商的獲利只是被進口商的損失抵銷)。但分配問題卻很大。石油與天然氣公司大發意外財,普羅大眾卻掙扎著量入為出。提供「通膨補貼」, 並以向化石燃料公司徵收的暴利稅支應,將有效矯正這種不平等。
今日通膨已產生大贏家和大輸家。贏家集中在所得與財富分布的頂層,而輸家在底層。這種情況大可不必,也不應再這樣下去了。
(翻譯:余雅薇,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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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Inflation Dos and Don’ts》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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