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綁架視角:記者不能像過去 依靠美國政府來支持

馮文嘉(Mellissa Fung)    2020年05月30日 07:00:00



 



 




馮文嘉



 



● 《加拿大廣播公司》記者




 



 



當我的祖國加拿大政府聯繫那些試圖協商釋放我的人的時候,我已在阿富汗被囚禁了約兩星期,他們告訴談判代表讓我在隔天接電話,美國軍方則將在他們認為我被關押的地方上空以一架無人機確定我的下落。



 



談判雙方未能作出讓步,(幾周後,我在一次人質交換中被釋放),但美國政府願意幫助尋找我(一名在阿富汗執行任務時被綁架的加拿大記者)代表從事危險工作的人有著某種形式的安全網。



 



11 年後,這個安全網不復存在,記者的處境比以往更加危險。



 



自 2008 年 11 月獲釋以來,全世界已有 626 名記者在工作中遇害,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的統計,目前仍有 64 名記者失蹤,250 名記者遭監禁。



 



英國人權組織「第十九條」(Article 19)以《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明示尋求、接收新聞及表達意見之權利的第十九條款命名,有份全新報告認為,全球言論自由處在十年來的最低點,並且持續下降。



 



「第19條」的報告指出,事實上全世界每4個人中就有3個人「正在經歷言論自由環境的惡化」,組織的前任負責人休斯 (Thomas Hughes) 認為,部分原因歸咎於政府利用「數位科技來監控公民、限制內容和封鎖通訊」。



 



目前新型冠狀肺炎的大流行讓情況更加糟糕。



 



隨著病毒在世界各地蔓延,這給了威權政府進一步控制訊息的藉口,當病毒首次肆虐武漢市時,中國政府禁止任何報導、譴責發布早期預警的醫生、並拘留那些試圖發出警告的人。



 



如今,中國正利用國有媒體試圖改寫歷史。在匈牙利,總理奧爾班 (Viktor Orbán) 的政府提出了一項新的立法,允許當局懲罰任何傳播有關該病毒的「假訊息」的人。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最近的報告,威權政府和民選政府都在越來越常引入立法,表面上是為了遏止「假新聞」和「網路犯罪」,但在很多情況下,這些立法實際上將新聞行為入罪化。



 



從埃及到土耳其再到喀麥隆(Cameroon),記者一再受到了散布假新聞的不實指控,因而遭到騷擾、恐嚇、罰款和拘留。



 



美國歷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聞自由捍衛者。



 



但當記者試圖問責權勢者時,美國卻一直向這些國家展示如何對記者的信用打折扣,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近乎每日的新冠病毒簡報會已演變成對記者的攻擊,尤其當記者質疑他針對政府危機處理能力給了謊言和錯誤訊息。



 



正如《紐約時報》出版人舒茲伯格(A.G. Sulzberger)2019年指出的,川普不斷嘲笑和威脅記者和新聞機構的行為「實際上是允許外國領導人對境內記者做同樣的事情,甚至還為他們提供了這樣做的詞彙」。



 



川普政府不願保護記者的立場已形成了一種有罪不罰(impunity)的文化。



 



這一點在沙烏地異議者卡舒吉 (Jamal Khashoggi) 於 2018 年在沙烏地阿拉伯駐伊斯坦堡領事館被殘忍殺害後表現得最為明顯。



 



保護記者委員會記者拉德希(Courtney Radsch)觀察到,川普「公開表明(美國) 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經濟安全夥伴關係比(該政權)謀殺一名記者更重要。」在她看來,川普政府拒絕追究沙烏地的責任,已「對全世界新聞自由的衰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2019年發生的一起較不為人所知的事件,更突顯川普政府對記者的困境漠不關心的程度。



 



根據舒茲伯格的說法,2017年,一名美國政府官員聯繫《紐約時報》,警告埃及當局準備逮捕其駐開羅記者沃爾什(Declan Walsh),原因是他撰寫的一份報導指涉一名意大利學生的死亡與埃及安全部隊有關。



 



舒茲伯格回憶,這通電話的特別之處在於,這名官員的通知並沒有得到川普政府的許可(甚至可能違背意願)因為國務院一反常態地決定不進行干預。



 



幸運的是,《紐約時報》從沃爾什的祖國愛爾蘭獲致協助,透過愛爾蘭外交官迅速將他安全的救出埃及。



 



沃爾什後來在反思這一事件時寫道,「越來越清楚的是‧‧‧記者不能像過去那樣依靠美國政府來支持我們。」



 



我不確定如果我現在在阿富汗被綁架會發生什麽,但從川普政府的執政記錄來看,我可以有把握地說,美國政府只會聳聳肩,反問我到底為什麽會在那裡。



 



然而,最需要獨立記者的恰恰是那些受衝突困擾或威權統治的國家。



 



對這些國家的人民來說幸運的是,勇敢的駐地記者每天都在繼續鬥爭、揭露腐敗、確保資訊透明、讓當權者承擔責任,即使這意味著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阿富汗的記者也是如此。



 



2018年4月,當我奉命回到喀布爾(Kabul)時,一名騎著摩托車的自殺炸彈客在離我住處不遠的美國大使館後的一條路上引爆了身上的炸彈,就在記者們忙著報導爆炸後的情況時,第二名炸彈襲擊者發動了襲擊,炸死了他自己和9名記者,其中包括法新社(AFP)駐在當地的首席攝影師瑪萊(Shah Marai)。



 



這是阿富汗記者有史以來最致命的一天。



 



但這並沒有阻止勇敢的阿富汗記者與世界分享他們的故事,相反的,它激勵了新一代年輕記者(其中許多是女性)繼續為真相問責而奮鬥。



 



現在全世界的記者都在勇敢地追蹤新冠病毒的傳播,在這個世界裡,每個人的防護裝備是口罩和手套,而不是防彈背心和頭盔,他們講述著被影響者的故事、緬懷逝者、並向公眾提供重要情報。



 



最重要的是,他們正在揭穿假訊息和陰謀論。



 



記者們不應擔心自己的工作受到祖國政府的攻擊,無論誰入主白宮,現在正在被摧毀的常規都不會被輕易重建,但全球新聞自由的未來需要努力。



 



 



 



(翻譯:王林祥,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Trump Effect on Global Press Freedo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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