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
● 中國清華大學兼任教授
● 香港證監會前主席
肖耿
●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的新書《涉事之屋》(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自稱是有關川普政府的「最全面的詳實報告(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substantial account)」。
確實,它很快的成為瞭解川普的重要資料。
波頓在書中對川普的外交政策多所精彩煽情的描述,川普政府也無法阻止這本書的出版,但是,這本書並沒有回答美國目前面臨的真正挑戰:美國外交政策陷入混亂是川普的錯?抑或是更深層結構的挑戰?
毫無疑問,川普的領導風格是有問題的、甚至是危險的,波頓是華盛頓的資深圈內人,在他看來,國家安全顧問的職責是確保總統「在需要作任何決策時,瞭解其面臨各種可用的選擇,」然後,讓選定的決策「由特定的官僚機構來執行。」
但川普對「有序策劃、評估政策重點,並加以取捨」的這個政府職責,完全不感興趣,也不關心政策的實行,駕馭美國複雜的官僚機構(包括國務院、五角大樓、財政部、及各類情報機構)各自的不同議程、不同利益、甚至各種自負,都不是他關注的重點。
波頓認為,川普真正關注的只是他的連任,以及與連任密不可分的自我形象,而且他自負的執著程度已到了他願意做出讓波頓認為不妥的程度,目的往往只是可以對外宣稱獲得某個勝利。
最終,波頓寫道他再也無法忍受這一切,並提出辭呈,儘管川普仍堅持是自己解雇了波頓。
川普對外交事務的任性脾氣、無原則交易的態度,包括讚揚美國競爭對手的領導人、退出多邊協議、以及在他感到陷入困境時恣意發出威脅性的推特,在美國的盟友以及競爭對手兩方面都造成了相當大的混亂,更不用說導致美國高官、官僚無所適從。
毫不奇怪,川普的這些離譜行為嚴重破壞了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形象與地位。
然而,在川普入主白宮前很長一段時間,美國的全球地位已在不斷退步。
作為超級大國,美國的地位取決於經濟影響力、技術創新能力、金融優勢、和軍事實力。
但是,美國對全球領導力的興趣、行為是建立在自身作為「全球道德權威(a moral authority)」這個自我感知基礎之上的,並主觀地認為,世界其它國家應採納與美國相同的價值觀。
地緣學家弗里曼(George Friedman)指出,問題在於大多數國家並不認同美國的道德標準。
確實,對於中國來說,它也擁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發展優先次序。
這種自我感知與主觀認識上的分歧,極大地推動了兩國間的誤解與誤判,最後導致美國主要政治領袖與官僚得出結論:中國是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這個將中國定位為對手的思想,在美國得到了兩黨的廣泛支持。
實際上,民主黨籍的美國前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也試圖將美國的戰略重點轉移到因應中國崛起,儘管不如川普那麼狠,但政策最終受到當時中東局勢持續動盪的影響而挫敗。
正如美國國際關係專家哈斯(Richard Haass)指出,川普的運作方式與先前幾位總統的不同主要不在政策大方向的分歧,例如走向太平洋、退出中東局勢的泥潭、或重新考慮與俄羅斯的關係等,而在於如何執行這些政策。
儘管如此,川普的高度分裂與對立領導風格幾乎排除了任何建立共識的可能,尤其在中國政策。
剩下的,就是下意識習慣性全然拒絕所有具中國色彩的事物。
美國要擺脫目前這種混亂並不容易。
美國的全球地位取決於強大的經濟,然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已使約4000萬美國人需要申請失業救濟,美聯準會預測許多人將長期失業。
長期累積的社會分裂正在加劇,例如,最近在美國各地爆發的針對系統性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的抗議,這些當然無濟於維持強大的美國經濟。
顯然,美國老百姓及領導人現在越來越關注國內挑戰。
結果,正如哈斯指出的一樣:世上發生了許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美國關注與貢獻,但美國竟缺席。
另一方面,只要新冠病毒能夠在世界任何地方繼續生存,目前境內新冠肺炎疫情暫緩的國家仍會面對疫情再起得威脅。
美國,先別提領導全球抗疫,目前連在境內有效因應這個危機,都無法做到,逾12萬的美國人因新冠肺炎死亡,新確診案例繼續以每天超過2萬5000例的速度增加。
基於目前的混亂,美國無法奪回過去所擁有的全球霸權領導地位,其實也不應嘗試。
世界正朝著多極秩序(a multipolar order)轉變,正如美國哈佛大學的奈伊(Joseph Nye)所解釋的,未來權力將分散在多個主權國家、跨國公司、非國家主體、和多樣化的社區中,包括由種族、性別、宗教和文化不同形成的多樣化社區。
可是,在權力逾趨分散化之時,未來的挑戰在本質上正變得越來越全球化,新冠肺炎的流行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對於美國而言,理性、合理的對策應是領導全球合作,以應對共同的挑戰,包括迫在眉睫的經濟衰退、顛覆性技術對經濟與社會的衝擊、和氣候變化帶來的深遠影響。
美國需意識到,為確保全球合作成功,所有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包括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美國的競爭對手,都必須參與其中。
川普已證明自己不是個理性、合理的領導者。
但是,長期以來由兩黨共同構成的美國道德例外主義(moral exceptionalism)、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的思考、不斷加劇的對國內問題的憂慮、以及政策的搖擺與模糊等趨勢都提示,即使他在(2020年)11月落選,世界急需的由美國領導的全球合作也不會立即恢復。
至少以上是中國接收到的資訊。
就像美國擔心外國干涉選舉一般,中國將內部穩定、國家安全視為影響發展至關重要的核心利益,也同樣會擔心外國干涉內政。
鑒此,中美間的競爭激烈程度不會很快下降。
儘管如此,正如波爾頓的新書所言,川普至今仍然特別不適合領導美國,更不適合領導全球。
隨著美國即將舉行總統大選,選民應該重溫前任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的名言:「只有美國人才能傷害美國(only Americans can ever hurt America)」。
包括中國、俄羅斯的任何其它國家,都無法在經濟、技術、或軍事上擊敗美國,但透過讓川普連任,美國人民可能將繼續傷害自己的利益,並將世界推向更黯淡的未來。
(原標題為《The American Muddl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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