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政治視角:貧窮國家都能控制疫情 英美先進國家深陷內部爭執

伍茲(Ngaire Woods)    2021年01月03日 07:00:00



 




伍茲



 



● 牛津大學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學院院長



● 全球經濟治理專案創始人




 



COVID-19 幫全球領導人上了慘痛卻寶貴一課。許多富裕國家處理疫情危機的成效不如預期;相較之下,缺乏資源、人口密集、貧窮肆虐的國家卻抗疫有成。這種對比不僅令人質疑各國公共衛生政策的效率,也揭櫫世界上的老牌民主大國的治理問題。



 



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幾間頗具地位的基金會發布了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HSI),該指數對各國進行數個項目的排名,包含預防、檢測、通報感染個案的能力,以及對疾病爆發的反應速度。當時,數據統計網站Statista的一位資料記者觀察說:「收入較高的國家名列前茅,實在不足為奇。」根據這份排名,美國和英國是「最有能力應對疫情的國家」。



 



一年後,這些排名顯得荒誕不經。9月份發表的一份研究說明,「百萬分之一的死亡率排名前10高的國家,正是在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HSI)中名列前20名者。」



 



大肆慶祝「成功模式」順利抵抗疫情,顯然為時過早。新一波疫情正席捲以為病毒已經被撲滅的國家。某些國家的政府非常有效率地部署資源、專業能力和國家機構力量。尤其令人眼睛一亮的,是在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HSI)中排名相較落後的三個國家。



 



塞內加爾便是其中一例。該國人口僅1500萬,人均GDP約為1,500美元,在GHSI上排名第95位,得分為37.9(美國排名第一,得分為83.5)。然而,在2020年1月,世界衛生組織才正要宣布全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況時,塞內加爾已經有所準備。



 



塞內加爾於3月2日檢測到第一例COVID-19病例,隨即部署了移動式病毒檢測站(24小時內產生結果),建立了聯絡追蹤系統,並在醫院和旅館中搭建隔離設施。政府還立即禁止群聚、實行宵禁、限制國內旅行,並暫停國際商務航班。截至四月底,在公共場所都必須配戴口罩。截至十月,該國有約15,000個病例和300例死亡。



 



當然,一切並非一帆風順。塞內加爾國內於6月發生暴動,使得禁令不得不鬆綁。但是政府很快便祭出配套措施。該國的公共衛生緊急行動中心仍然堅守公開透明原則。由於媒體、宗教團體、村莊和社區領袖的努力,塞內加爾政府在2013-2016年間的伊波拉疫情,了解到清晰、直接的宣傳政策的重要性。因而發展出疫情公開透明化的疫情處理原則。



 



另一個引入注目的國家是斯里蘭卡。該國的人口為2150萬,在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HSI)上排名第120位。她在COVID-19早期被通報時,就迅速反應。政府派出軍隊,以協助在人口稠密的地區推行該國研發的快篩檢驗(24小時可得出結果)和隨機聚合酶鏈反應(PCR)檢驗。斯里蘭卡政府嚴格追蹤與個案相關之接觸者、為被隔離者提供協助、強制在公共場所配戴口罩、限制入境並謹慎查核入境者,並在全島實行宵禁。此外,斯里蘭卡政府發起規模浩大的公眾宣導,就如同塞內加爾政府的措舉。截至2020年11月,該國僅通報了13例新冠病毒死亡案例。



 



第三個抗疫績優國是越南。越南人口為9500萬人。該國的醫療健保系統水準低落,在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HSI)上排名第50位;鄰國中國發布第一則疫情消息時,越南政府便旋即應變。官方統計了第一批COVID-19個案後,越南政府便立即安排實驗室和病毒檢驗,並限制中國的入境者。越南政府的下一步包括病毒快篩、追蹤接觸者、讓感染者都能住院,以及隔離所有疑似個案的接觸者。到十月,該國僅通報死亡個案35例。



 



相對貧窮的國家都能有效控制疫情,究竟為什麼美國和英國都失敗了?擁有處理傳染病的相關經驗,確實讓政府層級更知道如何應付疫情。塞內加爾在2013至2016年度經歷伊波拉病毒;越南和斯里蘭卡則從嚴重急性呼吸道症(SARS(2003))和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2012))汲取經驗。三國都各自建立了防止疫情爆發的公共政策(某些人可能對冠狀病毒已經免疫)。



 



但是單憑過去經驗這一點,無法解釋這三個國家的抗疫表現勝過美國和英國。這些較富裕的國家為什麼不針對疑似個案進行快篩,追蹤接觸者和執行隔離政策?他們為什麼不強制人民配戴口罩、頒布旅遊禁令和暫停實體聚會?即便以上措施被證實有效,美國和英國仍舊猶疑不決,遲遲未採取行動。



 



塞內加爾、斯里蘭卡和越南的政府的共同策略,是與國民清楚溝通,並且善用社區組織執行政令。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在本次疫情都未能動員國內的優秀機構,制定一套完整的防疫策略。兩國反而深陷在政治精英之間的爭執。



 



美國共和黨和英國保守黨的內部分歧,導致疫情處理政策朝令夕改。向英美提供建議的專家往往爭權奪利,迫切地想推銷想法和研究;還驕矜自滿,不願向前線工作者以及其他具有相關經驗的國家尋求協助。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以及英國的公共衛生中心都堅持僅有該機構有權開發和執行病毒篩檢。英美因此嚐到失敗的滋味。反觀其他國家更具合作與整合觀念的政策,更具抗疫成效。英國政府沒有在社區建立網絡以追蹤接觸者(這在疫情爆發時很有用),而是委託私人企業Serco以及Sitel來完成這項任務。企業主導的電話服務中心和線上追蹤系統,成效奇差,根本比不上抗疫成功國所建立的社區健康追蹤網。



 



在COVID-19疫情中,某些政府操弄民粹,不設法處理疫情。政府寧願以中央集權的方式抗疫,屏棄了合作模式。英國首相與曼徹斯特市長嚴重分歧,而美國總統與密西根州長有所齟齬。最需要防疫資源的地區,反而沒有接收到適當的協助。



 



為了抵抗疫情,以及確保國家順利恢復常態,英美政府必須建立國家與地方層級之間的連結。



 



(翻譯:吳江美,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Brutal Governance Lessons of 2020》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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