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
●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聽到「自由世界」的表述了,在特朗普任上,我們也從未聽到美國總統被稱為「自由世界領袖」。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的青少年時期,這些用詞在國際政治的討論中司空見慣。儘管已經很少有人使用,但它們在今天同樣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歐洲、北美和其他民主國家認識到,他們面臨著前盟友、史達林的蘇聯的軍事和政治威脅。他們把自己統稱為「西方」。美國外交官喬治肯南(George F. Kennan)在1946年著名的莫斯科「長電報」中使用了這個詞,他在電報中提出了一個對我們的自由和生活方式構成的根本性挑戰,它來自一個現實觀與開放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不相容的制度。
「自由世界」是一個被用濫的術語。它有時包括了一點都不自由的國家——比如地中海沿岸一些由非選舉產生的將軍所管理的國家,偶爾會起到一些宣傳作用:怎麼會有人反對自由呢?但是這個概念是一個有用的定義,界定了主要由社會市場經濟的自由民主國家所參與的國家合作。
這些國家的公民可以在和平公正的選舉中替換政府。政治多數受到對少數群體意見的尊重的限制。這些社會有憲法制衡、法治,並允許——事實上是鼓勵——新聞自由、調查自由、宗教自由和異議自由。此外,他們組成了聯盟,而不是屈服於龐大的鄰國的霸淩。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民主國家遠非完美。他們犯過錯誤,有時沒有達到自己的標準和價值觀(儘管他們通常知道什麼時候發生這樣的情況)。但根據他們的治理理念,法律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相反。市民們並不懼怕深夜的敲門,繁榮增長和擴散——只是並不總是如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廣泛。
這個有著共同原則的國家聯盟的公認領袖便是美國總統。美國在戰勝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野蠻民族主義方面扮演關鍵腳色,並在此後建立了一個以國際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所有人都將受制於這一秩序,所有人都可以在和平中茁壯成長。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自由民主國家內部的壓倒性共識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崩潰意味著他們——自由世界的勝利。
然而,今天,自由民主國家在捍衛價值觀、重建俄羅斯和中國(及其飛速發展的經濟)能夠真誠接受並據以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全球秩序方面面臨著巨大挑戰。我們這些生活在開放社會中、並希望它們及其價值觀能夠存活的人,應該如何捍衛當今的自由世界?
首先,我們可以回憶一下肯南給他的華盛頓政治上司的電報中的一些內容。美國「必須向其他國家勾勒和展現一個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世界圖景」,肯南說,「我們必須有勇氣和自信,堅持我們自己的道路和人類社會的概念。」
如今,這是美國總統拜登政府面臨的眾多挑戰之一。川普是一個令人討厭的重商民族主義者(mercantilist nationalist),他既不相信盟友, 也不信奉普世人權。雖然他正確地強調了中國的某些惡行,但他也鄙視美國的傳統朋友,基本無視俄羅斯的野蠻行徑,沒有提供任何自由和民主的願景來動員國際輿論的支持。
對拜登來說,國際議程從國內開始:戰勝新冠疫情,拯救美國經濟,彌解種族分歧,恢復體面、尊嚴和對美國公眾辯論的責任。他已經向世界表示,準備與中國,甚至俄羅斯合作,努力解決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而美國絕不是懇求者。例如,中國受到全球變暖的挑戰想必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大。
拜登政府可以與其他發達國家合作,組成一個聯盟,向世界貧窮地區免費提供新冠疫苗,給予可持續的發展援助,而不是像中國那樣,讓它們背負巨額債務,進行可疑項目。這些國家應表明,它們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希望解決財富不平等問題,做到在全球貿易和人權規則面前人人平等。
此外,自由民主國家必須向那些受到中國或俄羅斯霸淩和威脅的國家提供經濟和安全保護。自由要看得見,才能具備普世性。我們必須阻止個別國家被迫採取明顯有損於自身利益的行動。
捍衛自由民主的最好辦法就是在國內外用肯南在冷戰前夕號召的「勇氣和自信」踐行自由民主。這也是確保我們自身的人類自由觀念存活下去的最佳途徑。 它必定會存活下來。
(本篇由PS官方提供翻譯,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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