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格夫(Kenneth Rogoff)
●國際貨幣基金前首席經濟學家
●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
十多年來,許多經濟學家(主要是左翼經濟學家)都認為,利用舉債為政府支出融資的潛在好處遠超過任何相關成本。已開發經濟體可能遭受過度負債之苦的看法被嗤之以鼻,而反對的聲音往往被視為無稽之談,就連一向主張財政穩健的國際貨幣基金,也開始支持高債務融資的刺激政策。
但過去兩年來,風向已經逆轉,因為這種魔法般的想法,與高通膨和長期實際利率回歸正常水準的殘酷現實發生了衝突,3名國際貨幣基金前資深經濟學家最近重新進行的評估,突顯此一轉變。他們預估已開發經濟體的平均負債收入比,將在2028年升至GDP的120%,原因是長期成長前景不斷惡化。他們還指出,隨著借貸成本上升成為「新常態」,已開發國家必須「逐步重建財政緩衝區,並確保主權債務的可持續性」。
這一全面而審慎的評估絕非危言聳聽。然而就在不久前,任何關於財政審慎的建議,都被許多左翼人士斥之為「緊縮」。例如,圖茲(Adam Tooze)2018年出版的關於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後果的著作中,就使用這個詞多達102次。
事實上,直到最近,高額公共債務負擔可能產生問題的說法幾乎還是禁忌。就在去年8月,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阿斯蘭納普(Serkan Arslanalp)在懷俄明州傑克森洞舉行的全球央行年會上,發表一篇關於全球債務的精妙論文,列舉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後,政府負債已到超高水準,但奇怪的是,作者並未明確解釋為什麼這會給已開發經濟體帶來問題。
這可不僅僅是會計問題。雖然已開發國家很少出現正式的內債違約(它們通常會藉由物價突然飆漲和金融抑制等手段來管理債務),但高債務負擔通常不利於經濟成長。我和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在2010年撰寫的一篇簡短文章,以及2012年我們與文森·萊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合著的一篇分析文章都提出這一論點。
這些文章引起激烈的爭論,而且經常被嚴重失實的敘述所扭曲,也未能幫助民眾區分赤字融資和高額債務,前者可以暫時促進經濟成長,後者則往往會帶來負面的長期影響。經濟學界基本上認同極高的債務水準會阻礙經濟成長,因為它會擠壓私人投資,並在經濟嚴重衰退或金融危機期間減少財政刺激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冠疫情之前的超低實際利率時代,債務似乎確實是沒有成本的,讓各國能夠在當下花錢而不必在日後付錢。但這種消費狂潮基於兩個假設:第一是政府債務的利率將無限期地保持低水準,或者至少會非常緩慢地上升,給各國有幾十年的時間來調整適應。第二個假設是突如其來的大規模支出需求──比如為應對外國侵略而擴張軍力──可以透過大規模舉債來支應。
有些人可能會以美國在二戰結束後的經濟繁榮為例,證明國家可以透過經濟成長來擺脫高額債務,但經濟學家阿卡林(Julien Acalin)和波爾(Laurence M. Ball)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駁斥這種看法。他們的研究顯示,如果美國沒有在戰後嚴格控制利率和周期性通貨膨脹,美國負債占GDP比在1974年時將攀升到74%,而不是實際的23%。壞消息是,在當今以設定通膨目標和更開放的全球金融市場為特徵的經濟環境下,這些策略或許不再可行,意味著美國的財政政策必須做出重大調整。
平心而論,我們也沒有必要對公共債務感到恐慌,至少對已開發經濟體來說是如此。偶爾的高通膨或長期的金融抑制現象並不是災難,但必須強調,富人擁有一系列投資選項能減輕金融調整措施造成的衝擊,而中低收入者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簡而言之,政府舉債可以成為對付各種經濟挑戰的寶貴工具,但它不是──從來也不是──免費的午餐。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End of Magical Debt Thinking》,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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