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伊(Joseph S. Nye)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
●著有《強權者的道德》等書
隨著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逼近,關於美國應該如何與世界其他地區互動的辯論,可分為三大陣營:亦即自二戰後一直佔據主導地位的自由國際主義者;想退出某些聯盟和機構的撤退主義者;以及美國優先論者,他們對美國在世界的角色抱持狹隘、有時甚至是孤立主義觀點。
長期以來,美國人一直認為自己的國家在道德上非比尋常。法裔美國知識份子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表示 ,儘管所有國家都認為自己獨一無二,但法國和美國卻堅信其擁有普世價值觀。然而法國受限於歐洲權力平衡,無法追求其普世價值的宏願,只有美國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問題不在於美國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而是許多美國人願意相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一股向善的力量。現實主義者一直抱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這種道德主義,干擾了對實力的清楚分析。但事實卻是,美國的自由政治文化大大改變二戰以來一直存在的自由國際秩序。如果希特勒戰勝或史達林的蘇聯在冷戰中獲勝,那麼今天的世界將截然不同。
美國特殊論有三個主要來源。1945年來,占主導地位的是啟蒙運動的遺產,具體而言就是美國立國先賢所信奉的自由觀念。正如美國總統甘迺迪說的:「每個人對自由的嚮往、每個民族對獨立的渴望是我們陣營的『魔力』所在…因為我相信我們的制度更符合人性的基本原則,我相信成功終會屬於我們。」啟蒙自由主義認為這樣的權利屬於全人類,而不僅僅局限於美國。
當然,美國在落實自由意識形態時總是面臨矛盾。奴隸制的禍害被載入憲法,直到內戰之後一個多世紀後,國會才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而且直至今日,種族主義仍是美國政治一個主要因素。
對於如何在外交政策領域推動自由價值觀,美國人同樣有歧見。對某些人而言,普世價值觀就是入侵他國並扶植友善政權的藉口。種族主義無疑促成了美國對墨西哥、海地和菲律賓等國的干預。但對其他人而言,自由主義是創建國際法體系與機構的動力,透過減少國際無政府狀態來保護國內自由。
美國清教徒的宗教根源是美國特殊論的另一個來源。這些逃離英國,想在新世界更純粹地崇拜上帝的人將自己視為天選之民,他們的計畫在本質上與其說是為信念而奮鬥,不如說是焦慮和克制,就像當前將美國塑造成一座山巔之城來吸引世界的「撤退」政策一樣。
立國之父自己也擔心,新共和國會像羅馬共和國一樣失去美德。19世紀,托克維爾和迪更斯等形形色色的歐洲訪客注意到美國人對美德、進步和衰落的癡迷,但這樣的道德關懷更多的是向內而非向外。
美國特殊論的第3個來源是美國的龐大規模和地理位置一直賦予其地緣政治優勢,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就強調美國特殊的地理位置,這個國家受到兩大洋的保護並與弱小的鄰國接壤,使它能夠在整個19世紀專心向西擴張,避免捲入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權力鬥爭。
但當20世紀初,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時,它開始從全球實力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畢竟不論好壞,這個國家擁有資源、迴旋餘地和大量的機會來放縱自己。美國有動力、也有能力帶頭創造全球公共產品,同時有自由廣泛定義其國家利益。這意味著支持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海洋和其他公共領域的自由、發展國際機構。經濟規模為美國特殊論奠定了重要的現實基礎。
孤立主義是美國面對19世紀全球權力平衡的策略,相對弱小的美利堅共和國或許會對其弱小鄰國實行帝國主義,但面對歐洲列強時,卻不得採取謹慎務實的政策。儘管門羅主義主張西半球與歐洲平衡分離,但該政策之所以能夠維持,僅是因為它符合英國利益和皇家海軍對海洋的控制。
但隨著美國實力增長,選擇也變多。重要的轉捩點出現在1917年,當時威爾遜總統打破傳統,派遣200萬美國人赴歐洲參戰。儘管戰後威爾遜所建立的自由國際聯盟遭到美國同胞的反對,卻為1945年後的聯合國及自由秩序奠定了根基。
今天,拜登總統和多數民主黨人表示希望維持和捍衛現有秩序,川普及美國優先論者則想要放棄,而兩黨的撤退派則希望從剩餘的選項中尋找。明年大選不論哪派勝出,都會對歐洲、亞洲和中東的衝突產生強烈影響。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2024》,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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