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瑞克(Dani Rodrik)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又一個動盪的年份證實了全球經濟正處於轉捩點。我們面臨四大挑戰:氣候轉型、良好工作的問題、經濟發展危機以及尋求更新更健康的全球化形式,為解決這些挑戰,我們必須摒棄既有的思維模式,尋求創造性的可行方案,但同時也要了解這樣的努力必然缺乏協調,且帶有實驗性質。
氣候變遷是最艱巨,也是被忽視最久並付出重大代價的挑戰。如果想要避免將人類推向反烏托邦的未來,我們就必須迅速採取行動讓全球經濟脫碳。我們早就知道必須擺脫化石燃料,開發綠色替代能源,加強保護長期不作為所造成的環境破壞。但只靠全球合作或經濟學家青睞的政策,要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取而代之的是各國將獨自推動其綠色議程,實施最能顧及其特定政治限制的政策,美國、中國和歐盟都已經這麼做,但結果只是產生各種排放上限、稅務優惠、研發支援與綠色產業政策的大雜燴,欠缺一致性還會讓其他國家付出代價。儘管這或許非常混亂,但在缺乏協調下所採取的氣候行動,可能已是現實中我們所能期望的最好局面。
但自然環境並非我們面臨的唯一威脅。不平等、中產階級流失與勞動市場兩極化,已經對社會環境造成同樣嚴重的破壞,現在後果已非常明顯。各國的經濟、區域和文化鴻溝正不斷擴大,自由民主(以及支持它的價值觀)似乎正走向衰落,反映出仇外、獨裁民粹分子愈來愈受歡迎,以及對科學和技術專業知識愈來愈強烈的抵制。
社會轉移和福利國家將有所助益,但最必要的卻是為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工提供更多好的工作機會。我們需要更具生產力、良好報酬的就業機會,能給沒有大學學歷的人帶來尊嚴與社會認可。要增加這類工作機會不僅需要加強教育投資,更積極捍衛勞工權利,還需要全新的服務產業政策,因為未來大部分就業機會將源於服務業。
製造業工作逐漸消失反映出自動化擴大與全球競爭加劇。開發中國家無法避免這兩個問題。許多國家「太早經歷了去工業化」:正規、製造性企業吸收工人的能力現在嚴重受限,這也意味著它們無法推行在東亞和其他一些國家非常有效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加上氣候挑戰的影響,低收入國家在這場成長戰略危機需要全新的發展模式。
就跟已開發經濟體一樣,服務業將成為中低收入國家的主要就業機會來源,但上述經濟體多數服務業以規模很小的非正規企業為主——這些企業往往是獨資——而且基本上沒有現成可供模仿的發展模式,各國政府必須自行摸索,如何將投資綠色轉型與提高服務業生產相結合。
最後,全球化本身必須以新的形式出現。後1990年的超全球化模式,已經被美中地緣政治競爭,以及高度重視國內社會、經濟、公衛和環境問題所取代。我們所熟知的全球化已無法繼續實現目標,必須換成一種全新的理解,能重新平衡國家的需求與健康的全球經濟條件,以促進國際貿易與長期外資投資。
最可能的情況是新的全球化模式會減少干擾,承認所有國家(而不只是大國)的需求,各國都希望有更多的政策靈活性來處理國內挑戰與國家安全問題。其中一種可能是美國或中國擴張其國安需求,進而尋求全球主導地位(例如美國)或區域主導地位(例如中國),結果將導致經濟依存關係「武器化」及嚴重的經濟脫鉤,而貿易和投資最終淪為零和遊戲。
但也可能出現某種更有利的狀況,即兩大強權都控制住自己的地緣政治野心,承認和解與合作能更好地實現相互對立的經濟目標。上述狀況或許對全球經濟更有利,即使——或者也許是因為——它無法實現超級全球化。正如布列敦頓森林體系時期所表明的,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大幅擴張,與相對薄弱的全球化可以相容,各國有相當大的政策自主權來強化社會凝聚力和經濟成長,主要強權給世界經濟最大的禮物就是各自管好國內經濟。
上述所有挑戰都需要新的理念和框架。我們無需將傳統經濟學拋到九霄雲外,但為了保持關聯性,經濟學家必須學習將所學運用到當今的目標與限制,他們應該對實驗抱持開放態度,如果政府採取的行動不符過去的規則,也應給予支持。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onfronting Our Four Biggest Economic Challeng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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