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國際視角：俄烏與以哈戰爭共同點　就是存在「雙重標準」 -- 上報 / 大師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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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法院 #ICC #俄烏戰爭 #以哈戰爭 #東京大審 #紐倫堡大審 #種族滅絕 #國際法院 #ICJ #戰爭罪

《大家論壇》國際視角：俄烏與以哈戰爭共同點　就是存在「雙重標準」

高斯頓（James A. Goldston） 2024年02月12日 07:00:00

高斯頓（James A. Goldston）

●開放社會基金會司法倡議計劃執行總監

如果要在俄烏戰爭與以哈衝突兩者之間找到共同點，那就是存在「雙重標準」，幾乎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所持的觀點受到不公平扭曲。一方認為自己受到的評斷與待遇有別於另一方，這種差別待遇貫穿於每一次衝突與爭議，進而扭曲了全球政治。

例如，就在1月底，國際法院（ICJ）就南非指控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罪的訴訟，要求以色列實施臨時措施的裁定，被廣泛地從雙重標準的角度加以解讀。這類雙重標準的指控不僅困擾以色列和哈瑪斯、俄羅斯和烏克蘭，也困擾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國際刑事法院甚至高等學府。

儘管對雙重標準的指控涉及諸多公共領域——從性別、種族平等到體育和衛生間，不一而足，但它在國際刑事領域卻特別受到矚目。所有司法系統的權威性都建立在公眾對其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看法，因此若受到道德虛偽的指控，會讓權威性脆弱不堪。

這現象在國際刑事法院（ICC）（最近剛剛慶祝成25周年），或是1990年代和 2000年代為處理前南斯拉夫、盧安達和柬埔寨境內的犯罪而成立的國際性法庭尤其明顯。儘管一些國際準則和機構已經存在幾十年，但它們的使用率低，部分原因是大多數國家的政治人物都不希望受到外人關注與監督。

國際犯罪處於法律與政治學的十字路口，每個訴訟的後果可能足以攸關牽涉各方的生死。起訴國家元首或高階部長犯下重罪，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證明法律可以約束當權者不得任意行使權力。但正因為風險高，這類起訴可能模糊法律和政治之間的界線與區隔，導致一些觀察者質疑法治是否可行。

二戰後起訴德國和日本領導人的紐倫堡和東京審判，為國際司法運動樹立了榜樣。該運動的基本原則包括，司法正義是維持長久和平的重要基礎；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由個人承擔刑事責任讓社會能夠正視以他們名義所做的不法行為，無需對社會進行集體懲罰。

二戰後的國際法庭出現開創新局的的法律創新，包括納入新的侵略罪、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以及進一步確立有關戰爭的法律和慣例。這些法庭裁定，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個人可以而且應該為長期以來被視為國家行為的犯罪行為負責，國際法庭拒絕接受他們「只是奉命行事」的辯護理由（儘管國際法庭允許在量刑時考慮這一理由）。正如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歷史學家赫希（Francine Hirsch）在談到紐倫堡審判時指出，戰後不久的冷戰時期，這些法庭成為了「闡述和發展人權語言的實驗室」。

出於政治目的

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所進行的審判（與後來的審判一樣）旨在尋求抽象的真理，它們雖非完美的工具，不過並不會貶低它們的成就。在《蘇聯在紐倫堡的判決》（Soviet Judgment at Nuremberg，暫譯）一書中，赫希呼籲大家關注蘇聯及蘇聯法學家在紐倫堡審判中發揮的至關重要但廣被忽視的角色。在《東京審判》（Judgment at Tokyo，暫譯）一書中，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巴斯（Gary J. Bass）強調，司法高層的不一致立場以及國際政治的紛爭與不和，多多少少削弱了東京法庭審判的象徵意義。

換句話說，這兩個創先例的的法庭都誕生在冷戰政治期間，並受制於冷戰政治；它們受到實際存在以及大家認為想當然爾存在的雙重標準和虛偽的困擾；它們的長遠影響和起源一樣複雜。一方面，它們體現了紐倫堡審判時美國首席檢察官傑克森（Robert H. Jackson）所宣布的不朽承諾：「大國在勝利的喜悅和傷害的刺痛下，〔可以〕停止復仇之手，自願將被俘虜的敵人交付法律審判。」另一方面，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後來成為憤世嫉俗政治人物歪曲其意義和利用其缺陷的素材。

紐倫堡審判在先，審判期也較短（僅十個多月），在西方一直受到更多關注。相形之下，東京法庭的多數判決姍姍來遲，並借鑑紐倫堡法庭引用的法律論據與理由維護自己的司法管轄權，審判期也更長（兩年半），而且11位法官之間存在明顯的分歧。

這些爭議大多圍繞東京法庭合法性這個核心問題，具體體現在三份反對意見和兩份附議意見中，以及以微弱多數支持判處7名被告死刑（另有16人被判無期徒刑、2人被判較輕的徒刑）。紐倫堡主審法庭宣判21名被告中的3人無罪（以及6個被告的犯罪組織中有3個也無罪），而東京審判的25名被告中沒有一人被判無罪。

國際刑法的基本原則和機構並非憑空出現。它們往往是具體政治利益考量和意見角力的產物。這一事實本身並無可責難之處（將紙上談兵轉化為現實總是需要政治意願），但如果圍繞國際司法的崇高言論未能充分考慮到國際司法牽涉的政治因素，其合法性就更難固若金湯。

赫希指出，提議成立國際刑事法庭起訴侵略罪行（「破壞和平的人」以及「破壞和平的行為」）係在1930年代由蘇聯提出，原因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對蘇聯迫在眉睫的威脅，德日這兩個國家才剛簽署了《反共產國際條約》（Anti-Comintern Pact），該條約顯然劍指蘇聯。」曾在紐倫堡為蘇聯檢方提供建議的俄羅斯學者兼編輯特雷寧（Aron Trainin）是提議將侵略視為犯罪的主要催生者。（系列三之一）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原標題為《The Fog of War Crim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