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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T #自由貿易 #鴉片戰爭 #軍國主義 #帝國主義 #熊彼得 #世界貿易組織 #自貿協定

《大家論壇》歷史視角：自由貿易變天使或惡魔　取決於民主化與否

羅德瑞克（Dani Rodrik） 2024年04月02日 07:00:00

羅德瑞克（Dani Rodrik）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經濟學中很少有像「自由貿易」這樣充滿意識形態的術語。在當今提倡自由貿易，你很可能被視為幫財閥、金融家和逐利而居的企業辯護。如果為開放經濟邊界發聲，你會被貼上天真幼稚的標籤，甚至被看成中國共產黨的走狗，中共對人權和國內普通工人的命運漠不關心。

正如所有諷刺漫畫所描述的，反貿易立場也有其道理。近幾十年來不斷增長的貿易，確實導致美國和其他已開發經濟體不平等狀況加劇、中產階級式微。如果說自由貿易落下一個壞名聲，那是因為全球化的推動者忽視其弊端，或表現得好像對這些弊端無能為力。這種盲點使川普之流的煽動家得以將貿易武器化，並將少數族裔、移民和經濟競爭對手妖魔化。

對貿易的反感也不僅是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專利。這些人還包括激進左派、氣候活動家、食安倡導者、人權運動者、工會、消費者權益倡導者和反企業團體。美國總統拜登也明顯與自由貿易保持距離，拜登政府相信建立一個安全、綠色、公平、有韌性的美國經濟，必須優先於超級全球化。所有進步派似乎都認為，無論如何解讀，自由貿易都會成為社會公正的阻礙。

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自由貿易是19世紀政治改革者的戰鬥號角，他們視其為打敗專制主義、結束戰爭和減少嚴重貧富不均的工具。正如艾克斯特大學歷史學家帕倫（Marc-William Palen）在《經濟和平：自由貿易世界的左翼願景》（Pax Economica: Left-Wing Visions of a Free Trade World,暫譯）一書中提醒我們的，那個時代的經濟世界主義包含了反軍國主義、反奴隸制和反帝國主義等進步目標。

而支持自由貿易的也不光只有政治自由主義者。19世紀末的美國民粹主義者堅決反對金本位制，但也反對進口關稅，因為他們認為這對大企業有利，損害一般民眾利益，並推動用更公平的累進所得稅來取代關稅。隨後在20世紀早期，許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超越國家監管支持下的自由貿易，是軍國主義、貧富差距和壟斷的解藥。

這些相互衝突的觀點似乎構成了一個難題。貿易是促進和平、自由和經濟機會，還是助長衝突、壓迫和不平等？事實上，這個謎團呈現的是更多表像而非實質。無論哪種結果（或是介乎其中的任何結果），其實都取決於貿易賦予誰權力。

19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改革派人士之所以是自由貿易者，因為他們認為保護主義是為土地貴族、商業壟斷者和戰爭販子等退步的利益集團服務，並將經濟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侵略視為一丘之貉。帕倫引用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在191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文中將帝國主義描述為「返祖式軍國主義和保護主義的獨有症狀──唯有民主自由貿易力量才能治癒的疾病」。

而正是這一觀點影響二戰後的國際貿易體系。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美國設計者追隨赫爾（Cordell Hull，羅斯福總統的國務卿）的腳步，認為他們是透過自由貿易追求世界和平。赫爾是經濟世界主義者，也是19世紀激進的自由貿易提倡者科布登（Richard Cobden）的忠實信徒。不同於以往的制度，戰後秩序旨在成為一個摒棄雙邊主義和帝國特權的全球規則體系。雖然美國國會最終沒有批准成立國際貿易組織，但其中一些關鍵原則——包括多邊主義和非歧視——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中留存下來。

但貿易一樣可以被輕易利用，達到專制和軍國主義目的。一個特別糟糕的例子就是南北戰爭之前的美國——自由貿易反而鞏固了奴隸制。在1787年起草美國憲法期間，南方奴隸主設法將禁止對出口徵稅寫進憲法文本，他們深知自由貿易將確保種植農耕繼續獲利，並維護其賴以生存的奴隸制。隨著北方在內戰中擊敗南方，奴隸制被廢除，自由貿易又被保護主義所取代，因為後者更符合北方的商業利益。

英國帝國主義時期的情況與此類似。1846年廢除《玉米法》後，英國政府在名義上放棄了保護主義，並帶頭在歐洲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但在非洲、中東和亞洲，每當英國人遇到擁有價值商品和市場的弱勢統治者時，就會用槍桿子將自由貿易強加於人。

英國在19世紀中葉發動惡名昭彰的鴉片戰爭，迫使中國統治者向英國和其他西方商品（主要是鴉片）開放市場，這樣西方國家就可以在無需耗盡自身黃金的情況下，採購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這些鴉片是在印度種植的，正如葛旭（Amitav Ghosh）在新書《煙與灰：鴉片秘史》（Smoke and Ashes：Opium's Hidden Histories，暫譯）中詳細的描述，英國的壟斷迫使農民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勞作，給當地人留下長期的傷痕。自由貿易可以為壓迫和戰爭服務，反之亦然。

相形之下，二戰後美國領導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要好得多。在GATT之下，商業外交取代了戰爭，許多非西方國家——例如日本、南韓、台灣以及最引人注目的中國，都借助全球市場迅速擴大了經濟規模。

但到了1990年代，貿易體制已成為自身成功的犧牲品。拜全球經濟擴張之賜，大型公司和跨國企業主導貿易談判的力量日漸增強。環境、公共衛生、人權、經濟安全和國內公平反而退居次要。國際貿易再次偏離了科布登和赫爾的最初設想，變成國際紛爭而非和諧的根源。

歷史的教訓在於，要使貿易成為積極的力量就必須使其民主化。這是確保貿易實現共同利益、不為私利服務的唯一途徑——也是我們在未來幾年重建世界貿易體制時，應當牢記的重要教訓。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原標題為《The Two Faces of Free Trad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