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Yasheng Huang)
●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
在《Lonely Ideas: Can Russia Compete?》一書中,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史學家葛拉姆(Loren Graham)指出,蘇聯和俄羅斯是諸多先進技術的先驅,包括各種武器、升級的鐵路和雷射等,但這些技術卻未能實質地嘉惠蘇聯與俄羅斯的國家經濟。對於這個慘敗的局面,葛拉姆的結論是,俄羅斯缺乏創業精神。
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中國帝國時期。許多源於中國的想法最後都落得棄兒的下場,對中國經濟幾乎沒有帶來任何好處。不過,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出了與俄羅斯和自身過去完全不同的方向。隨著改革扎根並開花結果,中國開始發展出一個龐大而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擁有眾多積極進取、有能力將技術推向規模化經營的實業家。
中國的想法和創新不再是落單的,而是有相當多的夥伴。對於中國的經濟來說,更重要的是,這些想法和創新經常被應用於促進成長、帶動就業、增加稅收,有助於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帝制時代的中國擅於發明,但創新不足。正如已故經濟學家鮑莫爾(William Baumol)所言,發明與創新的區別至關重要。只有發明無法促進經濟成長。反之,成長要靠創新,創新的兩大股力量是創業精神和商業發展活動,這兩股力量透過商業化將發明帶入市場。資本主義是創新機器,因為它可以將發明轉化為創新,進而促進經濟成長。
在改革派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時期,中國成為了這麼一個創新機器。然而,中國充滿活力的高科技產業對許多人來說,仍然有諸多不解。
記者席諾(Dan Senor)和辛格(Saul Singer)在2009年出版的暢銷書《新創企業之國》(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中,點出以色列不講求制式規定、鼓勵大家不用擔心風險地自由探索、組織內部鼓勵平等主義等企業文化,這些風氣受到政府政策和計畫支持,幫助以色列成為全球創業成功的典範。兩位作者生動地描述了下屬反駁主管,甚至在層級分明的軍隊裡也不例外。
相形之下,中國的體制是由上而下、層級分明、抑制個人的自由表達與主動性。中國似乎缺乏以色列的民主文化、法治和智慧財產權保護。中國的法律對中國領導人缺少有意義的約束力,中國的金融體系由國家主導的銀行體系主宰。儘管在本世紀前20年裡,創投資金呈指數級成長,但是像阿里巴巴、華為和聯想這樣的大型科技公司在創業階段並未獲得中國創投資助。
因此中國代表與以色列截然相反的極端,但中國也成為了一個創業國家。即使在缺乏法治和市場化金融的情況下,中國的創業精神仍然蓬勃發展,儘管威權主義普遍被認為與創新背道而馳。到底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
中國的困境
評論家和學者存在一種根深柢固的看法,認為中國已經發現並創造了「第三條路」促進創新:這種發展模式不必像資本主義依賴法治和市場金融等條件,而是靠市場經濟的效率和國家的力量。我不同意這一觀點。在我的新書《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我指出至少直到最近,香港健全的法治和國際化的市場金融,雖然隱身在幕後,但顯而易見為中國許多高科技實業家提供了協助。
儘管中國大陸沒有法治和市場金融,但在鄧小平上台並啟動中國的改革時代後,有效地將這些作業外包給了香港。以全球電腦巨頭聯想為例。該公司成立於1984年,受中國科學院的支持,但自1993年起,業務就設在香港,這一決定在該公司的早期發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從香港金融市場獲得所需資金是聯想崛起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獲得中國科學院的初始資金後,聯想大部份的初始融資都是透過香港的西方資本市場籌募,無論是在創業階段還是在隨後擴張階段進行數輪的資本增資。
1988年,聯想從香港公司「中國科技」獲得了90萬港幣注資,用於在香港成立合資企業。然後在1994年,聯想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為聯想在中國的投資提供了所需的資金。而中國的國營銀行在這一過程中並沒有介入。
1994年,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在1997至2019年期間,香港遵循「一國兩制」的原則運作。儘管香港歸中國管轄,但作為長期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具有以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系、健全法治和安全財產權的地區,它保留了法律和運作的自主權。中國並沒有提供這些核心框架,但改革派政府領導期間,讓一些實業家能夠獲得這些功能。
一些實業家透過這個新管道獲得有助於其成長的制度資助。這種做法是鄧小平實施開放政策造成的附帶效應,這個效應在當初很可能沒有受到特別強調或宣傳,而且很可能也不是當時政策制定者有意為之的結果。這項政策的重要貢獻不僅允許外國公司在中國設工廠,更關鍵的是,讓中國實業家與國際創投資本接軌,並允許一些中國公民和企業退出中國體制。中國有能力的實業家獲得了管道,可以擺脫非常糟糕的體制。讓我們說得明確一點:中國的成功主要不是因為在國內成立高效的機構與制度,更多是因為提供實業家與國際高效體制接軌的途徑。(系列二之一)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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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How to Kill Chinese Dynam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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