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外逃視角:香港走向中國的法制 扼殺實業家創新動力

黃亞生(Yasheng Huang)    2023年08月25日 07:00:00

黃亞生(Yasheng Huang)

●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 




 



外包法治



 



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創業精神是靠著神奇的國家主義配方才得以蓬勃發展,這些人忽視了香港(以及其他提供企業註冊的海外地區)的角色,香港等地在支持創新和經濟成長方面,扮演支柱的角色。要理解這個觀點,不妨想像一下,即使中國在國家主導的金融體系、技術和創業人才等方面與其他國家相似,但如果沒有香港這樣的地區,就不會看到類似於聯想的發跡故事。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高科技公司普遍傾向於在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之外登記註冊。在互聯網巨擘BAT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只有騰訊在中國註冊(深圳)。(順帶一提,騰訊早期得到了南非媒體公司 Naspers 注資)。根據一份註冊文件,阿里巴巴集團控股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儘管另一份註冊文件顯示,阿里巴巴在中國的營運單位是1999年由一家香港企業和一家中國企業合資成立的。很可能,註冊在開曼群島的公司透過在香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然後在中國境內成立營運單位。



 



同樣的做法,百度控股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在中國境內的公司成立於2000年,是一家獨資的外國企業,與聯想北京和聯想上海擁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中國最大的人臉識別技術公司商湯科技(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以及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都在香港註冊,而中國第二大電商公司京東則在開曼群島註冊。



 



記者威斯坦達(Mara Hvistendahl)在2018年底指出,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九家是中國公司,其中只有三家完全在中國境內註冊:騰訊、小米和螞蟻集團(不過其母公司在海外註冊)。另外六家,包括阿里巴巴、字節跳動、百度、滴滴出行、美團和京東,都與在香港或其他海外地區註冊的機構有關聯。



 



再度落單



 



中國高科技實業家當然也受益於其他因素,例如數百萬受過良好培訓的技術人員,以及快速成長的GDP。但是能夠擁有遵循法治和市場機制的避風港(如香港和海外地區)至關重要。全球化被低估的一個面向是,它為中國帶來的不僅僅是海外市場,還有有利的制度以及全球創投資金。我們需要認識這些制度造成的效應,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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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個認知,會發現以下的觀點有誤:中國可以不依賴有效的市場制度也能成功。聯想的故事正好反映了這些制度的重要性。聯想能夠就近利用這些制度,因為中國碰巧夠幸運,與香港這個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之一接壤。中國之所以特殊,不是因為它破解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密碼,而是因為中國的體制有一個逃生通道。



 



這也是我們需要正確理解中國故事的另一個原因。其他希望促進創業精神的國家,如果試圖複製中國的金融、法律制度和實際做法,將犯下大錯。儘管聯想和其他中國高科技公司成功了,但香港的特殊條件顯示,他們的情況可能不適用在其他地方。



 



可惜的是,許多評論家,包括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似乎並未理解這一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副教授金刻羽在她的新書中主張,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讓中國實現了奇蹟般的成長,無需西方的制度,如法治和市場金融。但她錯了。改革時期讓中國實業家能夠繞過國家主導的體制,但金刻羽誤將這種現象解讀為國家體制本身的優點。她的這本書問世時,恰逢中國出現大規模資本外逃,其中很多是由中國實業家所為,他們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這種矛盾非常明顯。



 



同樣地,在2019年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評論中,康乃爾大學的普拉薩德(Eswar Prasad)主張,香港對中國來說已不再那麼重要,因為中國經濟如今已經超過了香港。他觀察到,1997年時香港經濟規模是中國經濟的五分之一,而在2018年時則只有中國經濟的三十分之一。



 



但請允許我引用一組不同的統計數據。我的書對中國三家主要生技公司進行了介紹:北大荒無錫藥明康德、再鼎醫藥。這些公司像許多其他中國高科技公司一樣,註冊在香港。試想有人用GDP來評價美國憲法的價值,因為GDP為零而認為美國憲法毫無價值。普拉薩德用經濟規模來評斷香港重要性的觀點儘管存在缺陷,但也顯示,多數中國觀察家低估法治和市場金融的重要性。



 



北京的政策制定者是否也是這樣看待香港的?很可能是。「一國兩制」的原則為中國實業家提供了某種程度的法律保護,但是2020年的香港《國安法》已經削弱了這個原則,中國實業家可能會因此感到震驚而覺醒。



 



香港已經遠離法治,走向中國的「以法統制」(法制,rule by law),而此時正值地緣政治緊張、去全球化和經濟保護主義日益加劇的時候。新的避風港已經出現,比如新加坡,但這次它們主要是接納來自中國的經濟難民,而不再扮演之前支撐中國高科技創業的制度性框架。很快地,中國將會因為無法再依賴境外的法治和其他創新驅動經濟成長的基本要素,面臨一系列負面影響。它將因為在基本經濟學上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而付出巨大代價。(系列二之二)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How to Kill Chinese Dynam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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