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瑞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PS問:上個月你寫了一篇文章,指出「被一些人批評是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調整與再平衡,朝著解決國家重要問題的方向進前進。」正如你在2017年著作《貿易的取捨:邁向更好的全球化,我們如何重塑世界經濟新秩序?》提出的解釋,盲目推動不受限制的全球化絕非經濟學良策。主流經濟學最近重新擁抱(或重新考慮)哪些被遺忘或忽視的原則?還有哪些重要原則仍被經濟學家忽視嗎?
羅德瑞克: 有趣的是,我們忘了經濟學是一門取捨的科學。國際貿易和金融活動一體化的程度愈來愈緊密,想要從中榨出更多的利益,需要付出代價:許多社區和勞動階級看到自己的經濟狀況變得更糟;對全球至關重要的公共資源與服務,比如氣候變遷和公共衛生等等,則被漠視。如果有人提出異議,壓倒性的回應是:「我們可以魚與熊掌兼得:貿易自由化後,我們將採取有針對性的補救措施,比如補貼和課徵碳稅,處理自由化引發的任何問題。」這就點出我們遺忘的第二個經濟原則:次優原則。現實世界往往只能套用次優原則,政策目標不像一些經濟學家假設的那樣可達到理想的最優結果(first-best),或是像經濟學家假設的那樣可以清楚地分開處理。
PS問:你還指出美國總統拜登的「工業政策、綠色補貼和美國製造條款」是導致開發中國家「不滿的原因」。在這種全球化的新背景下,開發中國家應該採取哪些措施,才能往更倚重「服務業和中小企業,而不是工業出口」的經濟模式邁進?
羅德瑞克: 你提到的這種發展模式並非我們有豐富經驗的那種,因此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話雖如此,我們仍必須努力找到答案。除了找到答案,也沒有太多可行的替代方案。
對開發中國家而言,核心挑戰在於如何協助人民受雇於更具生產力的工作。長期以來,解決辦法是推動工業化。但是,製造業,特別是那種具有國際競爭力且能融入全球價值鏈的製造業,現在已無法吸納太多的勞動力。因此需要政府提供一系列資助,支持投入服務業的中小企業,協助他們成長壯大。政府的協助包括管理培訓、技術取得、專業技能、更週延的立法、方便信貸等等。成功得靠創新的政策思維,並勇於嘗試不同的做法。
PS問: 你曾警告,一個「更健康」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與全球化相關的諸多政策,背後的論述不應該被主要大國的國家安全體系「劫持」(操控)。特別是美中兩國的競爭若管理不當,將危及全球經濟,讓全球經濟動盪「不宜居住」。美國和中國現行與潛在的政策中,哪些政策在處理美中競爭問題時,可能造成最大的風險?經濟學家又如何說服政策制定者採納「生產導向」的範式,而非「超現實主義」的範式?
羅德瑞克: 說到中國的政策,我認為最大的風險可能是入侵台灣。針對這個問題,目前的現狀維持得不錯,我希望中美雙方都能夠保持這種現狀。
在美國方面,我喜歡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提出的「小院子,高圍墻」政策,該政策限制中國取得一些關乎國家安全的關鍵技術。至於風險則是,隨著時間推移,「小院子」可能擴大,美中的商業關係將變成零和博弈。
至於第二個問題——經濟學家如何說服政策制定者採取生產導向的政策?坦白說,我不確定經濟學家是否具備這種影響力。我想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創新者會是主導者,經濟學家則跟進。
PS問: 管控全球化造成的負面衝擊時,相關的政策與解方通常強調再分配,輔以教育和技術升級等干預措施。但是你曾主張,再分配不足以抵銷超全球化所加劇的不平等現象。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再分配的角色?再分配是否足以讓全球化符合預設的目標?
羅德瑞克: 這個問題牽涉兩個面向。首先,儘管傳統經濟的觀點認為,再分配和補償措施可能更可取,但其實實施後發現並不奏效。這有幾個原因。一,這些政策會導致政策本身失靈或低效。二,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淨收益通常不足以支持有意義、在現實世界可行的再分配。此外,還存在公信力問題:我們承諾向受到衝擊的民眾提供補償,但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這些承諾是否會兌現。例如,在美國,企業貿易調整協助方案(TAA)經常資金不足。
第二個面向是,當人民失去工作時,他們失去的不僅僅是收入,連社群和社交生活也受到危害,而這些問題光靠金錢補助無法解決。因應經濟變化的任何調整或協助方案,都需要在其他領域創造優渥的工作機會,而這個問題無法透過再分配得到解決。
PS問: 你寫道:「貿易協議不再只關乎跨境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也相當重視國內法律和規定。」因此貿易協議愈來愈可能「造成直接的資源再分配。」 什麼樣的貿易協議才算是設計週延的協議?這樣的協議如何能夠「提升全球法規和標準」?例如規範勞動和環境方面的標準?
羅德瑞克: 我更青睞《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模式,主要貿易夥伴之間互相降低或取消關稅,並透過「最惠國待遇」將利益延伸至較貧窮的國家。許多關於知識產權或服務的規定,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監督下設計的,或是體現在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其實這些規定過了頭。
我認為貿易協議本身不能用於解決非貿易領域的問題(例如提升勞工和環境的全球標準)。試圖利用貿易作為籌碼,讓各國政府改善環境,改善勞工福利與待遇,其實是無效的,還會造成各種扭曲。如果政府真的認真保護勞工和環境,他們應該在適當的場合與論壇達成實質的協議,例如提高「國際勞工組織」的影響力,制定具有約束力的環保承諾等等。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Dani Rodrik weighs in on protectionism, development, redistribution, and mor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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