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倫敦大學學院創新暨公共利益研究所創始所長
●世界衛生組織全民健康經濟委員會主席
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最近舉行春季年會議,主辦單位稱此次季會釋出「信心和尋求合作意願的強烈訊息」。但華麗辭藻和良善立意,並不足以創造可適應二十一世紀情勢、真正具備兼容性與永續性的經濟,而是必須對結構做出更深層的改變。
這樣的理念有許多擁護者,如巴貝多總理莫特利提倡富裕國與貧窮國應建立「新共識」。同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則主張「共同議程」、一項全球跨國政府合作藍圖,目標是將「理想化為行動」。
改革國際金融與合作方式需要直搗「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的問題核心。落實共同議程必須搭配心繫共同利益的新經濟制度。
當今國際貨幣系統是在二戰後所重建,無疑具有劃時代創新意義。但是這樣的架構早已不合時宜。我們當今遇到的挑戰,如氣候變遷、公衛危機等,已經變得更加複雜、牽連更廣且更加全球化。因此,我們的金融機構必須與時俱進。
由於金融系統反映出整個經濟體系運作的邏輯,所以我們需要從基礎開始改變,我們必須跳脫過往基於制度規範的舊經濟思維。為了塑造迎合未來的市場,並在過程中盡所能追求共同利益,我們必須擁抱全新的經濟思維。
大多數當代經濟學觀念認為,國家及多邊行為體應擔負移除經濟活動阻礙、降低交易與金融風險、打造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之責。因此,各國政府和國際債權人只願意改善市場邊邊角角的問題,而非真正做出市場需要的改變,也就是專注打造以共同利益為本的經濟與金融體系。
目前的情況解釋了為什麼預定2030前要實現的永續發展目標(SDG),各國進度依然如此緩慢,以及為什麼即使行動如此遲緩,且隨著行動的延遲,達成目標的成本正持續上揚。因為當今金融體系無法及時應對危機,更無法防範於未然,導致SDG的融資缺口從新冠肺炎前的每年2.5兆美元,升高至3.9至7兆美元之多。彌補國家因氣候變遷或其他危機受到損失和傷害固然重要,但若要創造永續、兼容且強韌的經濟體質,並實現SDG,我們需要更加積極的作為。
上述問題的解答必須以共同利益為核心。大眾早已建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IFI)和多邊開發銀行(簡稱MDB)需要為公共利益負責的觀念,像是資訊數位化的治理、引導能源轉型以及保護公共衛生。但是這樣的共識停留在事後處理的思維,認為國家只需要在市場發生問題時再介入。反之,國家行為體應刻意塑造,甚至應共同創造以共同利益為主要目標的市場。
這樣的系統需要以結果為導向的思維;國際合作與知識共享;公平交易、資源普及和永續發展,以及公開透明且權責分明的行政系統。各領域該如何達標,以及該如何找出問題根本,這兩者缺一不可。
確保金融支持共同利益的第一步是建立目標明確的使命。17項永續發展目標與其所涵蓋的169項標的,勾繪出了理想的框架。但各國政府、IFI和MDB必須確立目標,並致力擘畫所需的工具、機構和金融商品,俾能向前推進。
達成目標需要重新思考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社會契約」,而政府、IFIs和MDBs需要運用創新的獎勵機制、合作機制和條件,將私人金融與公共使命結合。舉例來說,德國國營的復興信貸銀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支持綠色能源轉型的方式,是在借貸給鋼鐵產業的同時,設下公司須減少資源使用與溫室氣體排放的條件。這樣的措施並非為了建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而是將市場導向想要的結果。
如果做得正確,許多任務的重心將從為特定部門或類型公司提供融資商品,轉移至更具雄心的目標,帶動多家機構與各家公司行號聯手合作。與其爭奪主導權,不如讓國家統籌有意參與的企業,協調跨部門行動。
其次,新冠疫情的爆發,凸顯出廣泛合作、亦即國境內外合作,在處理全球性挑戰時的重要性。然而,受惠於智慧財產權制度的瑕疵,富裕國家竟趁機囤積大量疫苗,而非全力將疫苗有效分配至各個需要的國家。假如當時能把公平取得資源設為頭號目標,將可避免這場「疫苗種族隔離」發生,拯救上百萬生命。
不幸的是,世界似乎正與合作的方向背道而馳。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加深金融破碎化的風險,地區性MDB採取分散投資的策略對情況於事無補。事實上,總計握有超過5000億美元資產與貸款的各類MDB,由於主要向開發中國家提供優惠融資,而必須在推動以使命為導向的政策中擔任要角。最近聯合國SDG促進報告預估,MDBs可以增加至少4870億美元的貸款,且在政府提供資本的情況下,金額甚至能提高近1.9兆美元。如果希望這些貸款能最大程度換取共同利益,MDB必須將共同目標加入必要條件。
更廣義地來說,採行共同利益導向需要全面的規劃架構,促進全球合作、協調和知識共享。我們必須清楚定義任何算得上共同智慧的資產,任何阻礙前進的架構,如當今智慧財產權的規範體制,也必須獲得改革。同樣的,如果國家要投入更多資源解決共同挑戰,就必須確保有辦法從更加公平的全球金融系統獲利。進一步來說,國家需要足夠的行政能量迎接國際金融市場、訂定最大化公共價值的商業合同,以及確保錢花在刀口上(外包給中間人絕非解決辦法)。
其三,先決條件的設定,對於公平交易、資源普及和永續發展成為合約與金融商品的核心而言至關重要。牛津和AZ製造的新冠疫苗,因為符合一般冰箱也能儲存的條件,所以價格相對便宜,運送容易且方便分送至全世界。相反的,輝瑞BNT疫苗剛獲得核可時,極低溫保存和運送都需要花費昂貴的費用。
上述例證說明了條件設置在草擬階段的重要性,像是世界銀行的金融仲介基金(Financial Intermediary Fund,FIF)借助公共和私人資源,加強對疫情的預防、準備與應變,範圍從地區擴展至全世界。為了發揮潛在影響力,FIF應該致力將「共同利益」納入簽訂條件,像是智慧財產權和定價規範,目標是確保治理的兼容性和資源的普及程度。
最後,建立一個目標導向、公共利益主導的政策走向,必須基於公正、權責分明且值得信賴的金融系統之上。但現今全球金融系統只能事後反應,因而助長短期主義和南北的不均。要改變現狀,首先就必須改革IMF和世界銀行的治理架構,才能使發展中的經濟體獲得更大的話語權。
另外,強化權責分明與資訊透明的機制,能有效預防資金挪用、逃稅和貪腐等問題。FIF可透過在所有與私部門投資計畫有關的MDB夥伴關係中,加入透明管理的相關條件。
這週聯合國秘書處最新發布的報告指出「確立原則以達成2030永續發展議程的目標,是每個國家共同立下的承諾,各國聯手確保每個人都能享有在強健興盛的星球上生活的權利與福祉。然而距離2030年仍有一半的時間,當初所立下的承諾卻已危在旦夕」。達成目標需要先導正國際金融秩序,只有以「塑造」市場的思維,取代以往「修理」市場的固有觀念,並以共同利益為核心時,才有可能創造美好的未來。
(翻譯:劉力婷,責任編輯:王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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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Financing the Common Goo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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