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瑞潘寧(Vasyl Cherepanyn)
●基輔視覺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
●國際藝術、知識和政治論壇基輔雙年展主辦人
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後,人們普遍認為東歐應該趕上西方,從蘇聯統治中解放出來的這些國家,將經歷自然、自發的轉變,順利融入西方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秩序,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顯示西方必須趕上東方的政治發展。
歐洲的東部與西方期望的不同,它的殖民地和蘇聯遺產使簡單的全球北方和南方二元劃分複雜化,這是西方後殖民學者向來忽視東歐的原因,但俄烏戰爭使殘酷征服的遺產變得清晰,迫使人們用不同方式來表達殖民主義的辯論。當被殖民者開始談論殖民者,而不僅是他們自己時,一場適當的辯論才會開始。
「去殖民主義」是一種批判視角的知識框架,這種視角不斷滲透到機構、公共話語和個人行為中,已成為當今西方文化和政治的風潮。但這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適用於內部,它仍牢牢紮根於海洋帝國的歷史,以種族問題為關注焦點。
伴隨著對全球南方的迷戀(一種沒有意義的政治參與立場),西方的去殖民主義沒有認識到隔鄰的殖民創傷。長期以來,西方政治和文化機構無視東歐視角,一味支持莫斯科的觀點,而莫斯科是另一個帝國都會和西方主要參考點。
然而,這忽略了日爾曼帝國主義在東歐的遺產。1930年代和1940年代,烏克蘭成為蘇聯和納粹的目標,前者在那裡實施工業殖民主義政策,後者希望剝削烏克蘭農業來實現自己的帝國計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殖民態度在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中重新現身。波昂和莫斯科官員之間的關係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亦即沒必要關注包括烏克蘭在內的東歐,蘇聯國家機器會為它代言,也就是被殖民者沒有主觀性。
這幫助塑造了東歐當前的政治環境, 諸如武裝衝突和威權民粹主義、硬性化的邊界,以及分裂的公民社會,凸顯對歐洲政治記憶及近期歷史進行去殖民化的必要性。畢竟,身為歐盟強國的德國,直到1990年才形成當前的樣貌。在整個20世紀,烏克蘭的邊界比德國的邊界更持久、更穩定。
最近對歐洲政治記憶的打擊是克里姆林宮以「去納粹化」,來合理化對烏克蘭進行種族滅絕戰爭,這是荒謬的論點:歐洲,尤其是德語世界,應該接受一個化石燃料法西斯主義者用大屠殺為自己的暴行辯護嗎?不幸的是,西方許多人都這麼做。但克里姆林宮只是在重複納粹的論點:你不應該存在,但既然你存在,你就必須被消滅。
歐洲的政治冷漠根植於殖民心態,反映在歐盟將問題外在化,這種把衝突推到歐盟邊界之外,以保衛內部的策略,導致歐盟在面對南部和東部的戰爭與獨裁政權時,有大量逃離暴力的移民湧入。
此外,歐盟對意識形態兩極化的典型反應是默認假裝中立,據稱這可以防止其他地方存在的「極端」。這種中立也定義了一些西方文化機構和媒體,對烏克蘭反對俄羅斯帝國主義侵略說法的態度。
它們限制了強烈情感的表達,就好像衝突只能從某種想像的理性、客觀立場來判斷, 為了尊重俄羅斯的現實政治方針,許多以前誇稱政治參與和激進去殖民主義立場的西方文化機構,退回所謂的中性的「白色立方體」:即傳統的展覽空間,藝術品在理想的照明下,襯著一塵不染的牆壁來傳遞現實。
這種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歐洲文化領域的做事手法。一方面,有些大型機構服從政府的路線,害怕獨立活動。另一方面,有些集體和策展團體致力於參與式民主,但實際上無所建樹,因為他們無休止地討論每個細節而無法達成任何共識。
許多西方文化機構願意把頭埋在沙子裡,而匈牙利或波蘭等國的一些文化機構,卻被政府任命的右翼主管所劫持。無論哪種方式,歐洲的創意機構似乎都無法開闢一條新的、更具政治性的道路。但是,與歐盟本身一樣,僅停留在制度邊界內並試圖保護內部的東西,最終會破壞它們的自由。可行的去殖民化需要激進的參與——甘冒風險,勇敢地為一個目標而戰。在打造這樣一個反帝國主義領域時,歐洲的西方可以向東方學習很多東西。
否則,當現實政治下次到來時,西歐必然會發現自己瘋狂地尋求另一個時代轉折(Zeitenwende),並像往常一樣說:
我無法確定含義
我的心中滿是悲憤……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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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Reckoning with Eastern Europe's Colonial Traum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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