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曼達(Simon Commander)
●倫敦Altura Partners公司合夥人
●西班牙IE商學院經濟學客座教授
艾斯特林(Saul Estrin)
●倫敦經濟學院管理經濟學教授
印度阿達尼集團最近的亂象,再次引發了該國政客與最大企業不當關係的爭論;泰國最近的選舉也曝露出,這個王室、軍方與商界精英相互勾結的政權,令民眾備感沮喪。
這在亞洲不是什麼新鮮事。25年前,當蘇哈托在印尼被趕下台時,也出現相同的隱憂,只是持續不久。現在企業與政客之間的關係再次受到關注,只是差點就來不及了。隨著高度多元化的企業集團(多為家族企業)逐漸佔據國家經濟的制高點,跨區的市場集中度正持續加深。
2018年前,印度和中國的前十大企業總營收約各佔GDP的10-15%,越南、泰國和南韓此一比率約為30-40%,僅三星的營收就佔南韓GDP的20%以上,近數十年來,此佔比一直攀升,有時甚至是急劇上揚。印度前15大企業的營收佔GDP比率,從2000年的9%攀升到2019年的近15%。
市場集中度與企業集團往往相輔相成,從而形成所謂的「政商關係世界」,在我們最近出版的《The Connections World. The Future of Asian Capitalism 》新書中,呈現了亞洲的商業集團如何在這方面登峰造極。
政治人物常指望企業提供競選經費或個人捐款、賄賂、為家族成員與親信安排坐領乾的閒差,並在自己的政治地盤創造就業機會。他們喜歡與企業集團合作,因為其規模與影響力有利於簡化決策過程。
與此同時,商業團體做好規畫,以便業者能快速回應政治人物的要求,並藉此得到收購、授權、特許與官方合約的機會。除了更多的融資選擇,他們還能藉由移轉定價或集團內部貸款的方式,保持快速重新分配資源的能力。
此外,這些團體的所有權與財務結構的複雜性,可以對潛在的掠奪者(無論是政治上或商業上)產生嚇阻作用。一旦在陽光之下找到容身之處,這些團體只有少數會被推回陰影裡。儘管嶄露頭角、關係良好的公司一定會進入市場,但亞洲經濟體的頂尖玩家總數通常受到限制。
可以肯定的是,這不僅是單純的腐敗或利益衝突。政商關係具有密切協調國家與企業的獨特能力,數十年來已證明能為許多經濟發展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在鞏固市場力量的同時,政商關係也會導致收入與財富不均急速惡化,因為多數的大型企業都是由極少數豪門家族擁有與控制。
這些問題引發分拆獨大企業集團的聲浪日益高漲,尤其是現在更需要刺激競爭與抑制通貨膨脹。大部分的提議以前都嘗試過,標準石油公司1911年被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為壟斷後拆解,就是典型的例子,但這種激進的干預手段通常只針對嚴重的壟斷案件,或面對迫切危機時才會採用。
然而亞洲大部分地區並未出現危機(只有一些潛在的不滿情緒),且當地商業團體多數都被視為經濟進步的國家之光。儘管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機,在短期內扼殺一些大型企業,但最後仍強化了政商關係。如今,不論企業主還是政治家等所有關鍵參與者,都沒有什麼支持變革的理由,反而有很多理由要維持現狀。大量的財富與經濟影響力正面臨風險。
再者,該採取何種改革形式仍是大問題,分拆企業集團是否可取或可行,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在評估拆分企業集團時,主要問題是因為集團本身會計作業不透明,所有關於定價、利潤的證據與反競爭行為,仍是有好有壞難有結論。在菲律賓等國家,少數家庭及其商業載體明顯主導著正規經濟的絕大部分,但在其他地方,集團之間的激烈競爭使情況更為複雜。
無論如何,即使國家當局制定了分拆企業集團的政策,也無法確定應該以何種標準來判定哪些企業需要依法執行。如果只按照規模來挑選前5名或前10名,將有大量其他參與者想要替補,此外,強制分拆很可能引發不同形式的資產重組。
一般來說,此進程絕對需要政治上的決心,但這同樣缺乏說服力,尤其是在講究政商關係的世界。 要記住,政治人物幾乎沒有採取行動的動力,他們還必須擔心分拆對商業信心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還有一些可以發揮效果的做法。例如遺產稅或繼承稅,可以大幅降低家族企業維持控制的誘因,就像日本1946年採用55%的最高遺產稅率後發生的情況一樣,南韓最近也實施50%的最高稅率,目前已有跡象顯示,企業集團(例如三星)未來不會再維持王朝式的控制。
另一個可行的做法是明確針對企業集團模式的「補充公司稅」。換句話說,堅持以集團附屬公司營運的企業,將面對高於標準企業稅率的稅賦成本。這類政策的優點是不會懲罰整個企業部門,且可以隨時間進行調整以達到最大效果,但也必須要有配套措施,以防家族企業通過信託和其他避稅工具將資產轉移到海外。
面對反壟斷與競爭政策時,亞洲各國監管機構堅持關注特定行業的市佔率是正確的,但迄今仍未能解決整個經濟層面的集中度問題,而且因為缺乏技術能力與政治影響力,監管單位無法遂行其志。隨著市場集中程度提高且不斷上升,這種情況需要改變。
以色列是處理整個經濟集中度的成功案例。從2012年起,以色列當局針對企業集團制定一系列政策,包括限制企業層級數量,禁止同一集團同時持有金融與非金融公司。以色列還修訂監管與私有化政策,明確解決集中度問題,多管齊下的做法使金字塔型的企業集團急劇衰落。
有鑑於此,亞洲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嘗試對企業集團的市佔率,設定明確且更嚴格的限制,因為這也可能侷限集團利用其他部門的資源與市場力量的能力。但問題在於,當今的主管機關是否有能力在達到一定門檻時,有足夠的技術能力與政治影響力來授權撤資。對大多數國家來說,似乎是做不到。
亞洲經濟體仍將由和政界關係密切的大型商業集團主導,政治人物刻意與其偏好的企業培養關係,後者也藉此得以分配資源擴大市場規模與集中度 。目前為止,許多企業佔據了經濟的絕大部分,市場力量無疑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正如我們所見,拆分大型企業集團產生的問題,可能比解決的問題更多,而且進行這樣操作在政治上的先決條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改善現狀的最佳機會,就是採取漸進措施打破集團化的營運模式。這種方法將使政策制定者瞄準政商關係的主要堡壘「家族企業集團」。在實施此類政策變革並爭取時間削弱現有企業的權力之前,傳統的競爭和反壟斷政策將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翻譯:於慶中,責任編輯:楊淑華 )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Should Asia’s Business Giants Be Broken Up or Broken Dow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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