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末日視角:衰退萬一來襲 先進經濟體已準備好貨幣政策

布特(Willem H. Buiter)    2022年12月26日 07:00:00

布特(Willem H. Buiter)

●獨立經濟顧問

●花旗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


 




 



「末日博士」羅比尼(Nouriel Roubini)認為,全球經濟正「滑向一波前所未見的經濟、金融和債務危機匯流,尾隨過去數十年來累積的赤字、借貸和槓桿爆炸而來」。真的如他所言嗎?





也許聽起來太樂觀,但我不認為那種災難場景是最可能的結局,更不認為那無可避免。土耳其和其他幾個總體經濟與法規管理不善的國家,幾乎確定會遭遇羅比尼描述的那種命運,但大多數經濟體還是能避免金融災難和深陷衰退。





的確,私部門和公部門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正接近和平時期的高峰,2022年第3季的占比達334%,雖已從2021年第1季升抵的顛峰(363%)降下來一些,但仍遠高於1991年第1季的水準(227%)。再者,2021年初以來稍微下降,主要是因為通貨膨脹(意外竄升),而不是實質GDP成長所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通膨猛竄,侵蝕了固定利率債務名目面額的實質價值 – – 這提醒我們,意料之外的通膨總是債務人最好的朋友。





話雖如此,放眼先進經濟體,零風險實質利率大多接近800年來最低水準,經濟學家現在對零風險中性實質利率的共識估計值是0.5%。此數尚稱安全,仍低於大多數國家乃至世界整體的實質GDP成長率。如果這種對債務有效的利率持續低於GDP成長率,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仍然可行,那麼擔心債務難以為繼是過慮了。





問題是,這些情況是否會持久,又如何持久。畢竟,我們對全球實質利率的實際驅動力了解不多,對無從觀察的中性實質利率就更別提了。在最近一篇探究過去700年長期實質利率的研究論文中,羅格夫(Kenneth Rogoff)、羅西(Barbara Rossi)和施梅辛(Paul Schmelzing)斷定,驅動全球實質利率這個後果的前因,既不是人口結構因素(年長族群儲蓄減少以致推升實質利率),也不是生產力(生產力增幅擴大助長實質利率)。





同理,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著名的「長期滯停」(secular stagnation)假設,若用來解釋1980年代初以來全球實質利率為何這麼低,也不怎麼合理。過去40年來,並沒有發生全球性的經濟停滯。況且,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自動化、機器人、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和去中心化金融等技術進步,會不會對投資需求產生影響,仍有待觀察。我們能做的,頂多是敞臂歡迎中性利率變低,對何以致此無法不懂卻裝懂。





展望未來,總供給震撼(而不是貨幣和財政刺激)導致的通膨成分,可能是暫時性的。至今也毫無證據顯示,中長期通膨預期與目標通膨率脫鉤。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這場戰爭遲早會結束,很可能不會升高核武危機。不論戰爭何時落幕,西方隨後便會放寬制裁,將觸動一波緩抑通膨的震撼。





而且,中國迅速分階段解除「清零」防疫封控政策。儘管這麼做已經造成一波感染潮( 政府拒絕採用較強效的西方疫苗使問題更糟),但整體而言,對中國經濟活動和關鍵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可能是利大於弊。 





在美國,持續溫和收緊貨幣政策將促成經濟減緩,可能的影響會是成長縮小,而不是全面的萎縮。歐洲情況也類似,但歐洲受俄烏戰爭後遺症衝擊比美國大,歐洲央行(ECB)對抗通膨竄高的反應甚至不如美國聯準會(Fed)那麼積極,因此發生成長縮小情境的機率也高於經濟衰退。先進經濟體中的大輸家是英國– –經濟陷入一團亂,外患因脫離歐盟(Brexit)這些自做自受的創傷而惡化,內憂則肇因於各式各樣的法規挫敗,以及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的短命政府展現財政不負責的荒謬姿態。 





至於魯比尼對金融危機可能爆發的警告,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數先進經濟體,銀行業資產負債表現在的情況比2007-2009全球金融海嘯時期好多了,而且對大部分非銀行金融業的監管也已大幅改善。儘管加密幣領域乏人監督是嚴重挫敗,加密幣業無可避免的崩盤衝擊大致上局限於幣圈內部。





萬一衰退即將來襲,各大先進經濟體和中國的貨幣當局已準備好、也有能力,把未來赤字貨幣化以支應財政刺激。從2020年2月起,各國央行就承擔起作為最終放款者(包括經由流動性交換機制)和最終造市者的角色,有效處理事後證明是第一級的金融危機。基於那種卓越的表現,我深信央行已準備好因應下一波危機。直升機撒錢,亦即貨幣融資,仍將是可行的做法。





即使是財政窘困的政府,在貨幣融資無門又欠缺外援的情況下,也不會完全走投無路。可運用平衡預算乘數(balanced budget multiplier)來救急– –若能以選擇性增稅籌措的財源,來支應擴大公共支出或選擇性的減稅,仍可提高國民所得。





舉例來說,由於低所得家庭增加的收入當中,拿出來花掉的占比通常比高所得家庭來得大,因此,藉由對富人加稅支應有利窮人的減稅,應可提高產品與服務的總支出。同理,也可提高對產品與服務的公共支出(像是擴大綠能基礎建設投資),並以對富人加稅支應。資源的善加利用、更廣泛的社會經濟效率以及公平分配,全都指向同一方向。





凡事幾乎都有可能發生,但並非事事都很可能發生。羅比尼描述的那種全球金融和總經大災難,會在可預見的將來發生嗎?我個人不以為然。





(翻譯:余雅薇,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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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oo Much Gloom and Doom?》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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