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韋(William H. Janeway)
●劍橋大學經濟學講師
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說過:「做個更好的捕鼠器,世人不畏千里也會登門造訪。」要了解經濟成長的動態,就得了解創新經濟學。
創新經濟學聚焦創業家和與資助者如何因應兩大基本挑戰,其一,是學界與大眾媒體最關注的技術面,也就是我前任老闆、F. Eberstadt公司董事長蘇利文(Pike Sullivan)曾問的:「假如插上電源,它會亮嗎?」
挑戰之二:就算亮了,有人在乎嗎?換個角度說,就像我曾對張羅資金的創業家說的:「告訴我你打算解決誰的問題,這些人有多少,他們有沒有預算,萬一他們不上門,你要怎麼找到他們?」這問題不亞於第一個挑戰,更是關鍵所在。
尖端學術方法以創新過程為模型,讓大家看到克服技術風險的成功。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豪伊特(Peter Howitt)過去30年提倡的熊彼得成長理論,圍繞著發明更新、更便宜、更快、更好的中間商品的競爭。所謂的中間商品,是已有需求的最終產品需要的東西。市場風險並不納入分析,但不論創新源頭何在,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當今數位時代的漫長歷史裡,都可明顯看到市場風險的重要性。
數位時代
二戰結束後數十年,美國國防部訂定了日後推動數位革命的所有技術的創新方向和步調。直到1980年代初,國防部才停止主導數位領域,此時半導體成本下滑且可靠性提升,已達可轉型為大規模商業市場的程度,IBM推出首部個人電腦是這項發展的重要正面訊號。
1980年代電腦商業市場的出現恰逢新自由主義興起,新自由主義主張不受約束的市場終究會為所有問題提供公平有效的解決方案,政府干預只會導致更糟的結果,然而數位革命帶來了三大影響,迫使人們重新思考新自由主義教條。
第一,數位電腦與網路讓服務及產品的供應鏈在全球大幅擴張,深遠的分配效應可見於地理就業、選民資料以及COVID-19疫情暴露出的經濟脆弱性。第二,自動化的提升反映在收入分配的薪資水準上。第三,數位科技在金融化中扮演獨特且決定性的角色——把更多資產轉變為受泡沫和崩盤動態影響的金融證券——達到了空前的規模,並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攀上巔峰。
單是上述政經影響就足以讓新自由主義典範名譽掃地,氣候變遷與中國崛起這兩個生存危機的出現更讓狀況雪上加霜,讓國家更名正言順地,得以經濟中扮演更主動積極的角色。
再發現產業政策
中國證明其為史上最成功的「追隨者經濟體」,程度甚至超過19世紀的美國。如同當時的美國,中國不擇手段侵占了它能染指的每一種智慧財產權,諷刺的是,中國最策略性挪用的是20世紀美國推進科技進步的公民營夥伴模式。由於這種模式對中國如此成功,拜登政府現也透過《晶片與科學法》等包裹政策,在美國重拾且重振了這種模式。
氣候變遷上,美國悲慘地落後了約30年,但拜登政府最終藉著(名稱可笑的)《降低通膨法案》,把這個迫在眉睫的危機定調為國家干預市場的合法時機。
公共政策的新興典範,靠著擁護「市場形塑」的大旗日漸傳播。所謂「市場形塑」15年前首先出現在公共衛生領域,當時全球基金(Global Fund)打著這口號,支持營利至上製藥界所忽視的疫苗與療法的開發和分配。
今日對現下挑戰的回應,等同否定40年前美國總統雷根所說的:「政府並非問題解方,政府才是問題」的言論。無論是透過政府採購合約或彌補療法不足的預先市場承諾,非市場客戶的需求降低市場風險,才是加速創新的關鍵。
值此國內和跨國衝突的時刻,重新發現這個經驗真理讓人心懷希望,但考量兩大危機複雜的交互作用後,不免又覺希望渺茫。畢竟,就算中美有可能合作以有效應對氣候變遷,那也必是困難重重。
過去不乏遭遇共同威脅時意外合組夥伴關係的案例,希特勒促成的邱吉爾與史達林結盟,比起當今世界需要結成的夥伴關係更不可思議。氣候變遷構成如此革命性的挑戰,問題是我們與主要競爭者能否察覺這一事實。
(翻譯:鄭可妮,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at Drives Innova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延伸閱讀:
世代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信箱:service@upmedia.mg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關於我們探索網站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e-mail:service@upmedia.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