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伊(Joseph S. Nye)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前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
●前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
去年1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佈了自1945年日本自衛隊成立以來,最雄心勃勃的軍力擴張計畫。日本國防預算將升至GDP的2%,比1976年以來1%的水準高出一倍。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列出未來幾年將用於自保的所有外交、經濟、科術和軍事手段。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將重新部署遠程飛彈並與美國合作,強化中國「第一島鏈」周邊的沿海防禦。在岸田文雄上月訪問七大工業國集團(G7)幾個成員國後,他與美國總統拜登在華府承諾強化防禦合作。促使日本改變的因素包括中國對台灣的態度日益強硬,尤其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提醒了新一代人關於軍事侵略的樣貌。
當然,日本一些鄰國擔憂它會恢復1930年代的軍國主義姿態。因為岸田的前任安倍晉三將日本憲法對自衛的解釋,擴大到與盟國的集體防衛任務,此舉引發區域內部和日本社會某些階層的憂慮。
但如果說明全部背景,就可以減少這樣的杞人憂天。二戰之後,軍國主義在日本國內名譽掃地,絕不僅是因為美國所強加的憲法限制了日本軍隊的自衛能力。冷戰期間,日本的安全取決於與美國合作。當1990年代冷戰結束時,兩國一某些分析人士都將1952年起生效的美日安保條約視為冷戰遺跡,並成立了一個日本委員會研究能否廢除該條約,委由聯合國來保衛其安全。
但冷戰結束並不意味著日本所生活的地區不再危險,其鄰國北韓是變幻莫測的獨裁政權,平壤一直把有限的經濟資源投入核武及飛彈技術。
中國崛起則是更嚴重、更長期的擔憂,2010年,中國一舉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北京當局一直對日本控制尖閣諸島表示異議。而擁有核武的俄羅斯則主張並控制著1945年前曾屬於日本的領土。在經濟方面,日本仍依賴行經南海等爭議地區所進口的商品。這是長期存在的風險來源,因為不同於1945年後的歐洲,東亞從未從競爭對手充分和解或建立強勢區域性機構中獲益。
在此情況下,日本有4種選項來確保其自身安全,其中只有一種可能成功。修改和平主義憲法並重新武裝為核國家,缺乏國內支持,而且代價既昂貴又危險。尋求中立和依賴聯合國憲章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與中國結盟則會讓北京過度影響日本政策。最後選項是日本可以維持與超級大國的聯盟。
比起其他選項,與超級大國結盟的安全性及成本效益都高得多。但自從川普2016年贏得美國總統選舉,某些日本人擔心美國會轉向孤立主義。即使是1990年代早期,當時我還在冷戰結束時參與重新談判美日聯盟條款,日本的高級官員也會問我,隨著中國日漸強大,美國是否有一天會放棄日本。當時,許多美國人仍將日本視為經濟威脅,而許多日本人還接受以聯合國為核心來確保自身國家的安全。
柯林頓政府1995年的東亞戰略報告改變了那樣的局面,該報告邀請中國進一步參與國際事務,同時也以強化與日本結盟來避免不確定性。1996年柯林頓-橋本東京宣言明確指出,美日安全同盟是後冷戰時期東亞的穩定基礎。儘管如此,關於美國保證的可靠性仍有存疑,促使美日安全專家討論並協助充實了美國「延伸威懾」原則的內容。
最佳安全保障是駐日美軍,而駐日美軍的存在必須要有東道國日本的慷慨支持。岸田和拜登1月宣佈的全新舉措旨在強化這一保障,並防範一旦川普或川普式人物重返白宮時不認帳。重要的是,此舉並未導致日本鄰國有理由擔心日本會重新發動侵略。事實上,加強美日同盟是確保日本永不發動侵略的最佳方式。
過去20年來,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和我曾發佈兩黨報告,探討如何加強美日同盟。就像其中一份報告所解釋的那樣,「隨著整個亞太地區的動態變化,日本很可能永遠不會再有同樣的機會來協助引導地區命運。在選擇領導層時,日本可以確保一級國家的地位,以及作為聯盟平等夥伴的必要角色。」
在這樣的背景下,岸田近期採取的行動可被視為朝正確方向邁出一步。在建立更平等夥伴關係並與他國合作,確保共同安全領域仍可發揮巨大作用。這樣做對美國、日本和世界其他國家都有益。最新進展令人對未來的美日同盟和東亞區域穩定樂觀以待。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Japan's Strategic Imperativ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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