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Chris Patten)
●英國末代港督
●歐盟前外務委員
●牛津大學校長
事後諸葛總是很容易,但俗話說得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看了伯恩斯 (Ken Burns) 的傑作《美國與大屠殺》(The U.S. and the Holocaust) 後,我就在考慮這個問題。這是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系列紀錄片,探討美國和歐洲的自由民主國家,對希特勒崛起和猶太人遭納粹政權迫害的反應。除了坦率地描述美國外交政策決策,該系列還為既想解決當今人道主義危機,又要避免重蹈覆轍的西方決策者,提供了重要的教訓。
首先,我們絕不能對其他政府侵犯人權的行為視而不見。 此外,我們應該始終聽取在現場的勇敢記者的意見,而不是盲目的信任堅持自己永不犯錯的專制領袖。
其次,試圖安撫違反國際規則的暴徒是沒有用的。雖然有些人可能認為,與暴君打交道能鼓勵他們改變行為,但歷史表明這種做法只會導致道德權威喪失,最終帶來災難。
第三,我們不應將外交政策與道德分開。做正確的事不僅是道德責任,比起偽裝成現實政治的一連串妄想妥協,這也是一種更實際的外交政策方針。因此,當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尤其是中國等國家公然侵犯人權時,自由民主國家必須聯合起來約束它們的行為。歸根結底,我們這些相信普世人權者,有責任揭露反人類罪,在專制威脅面前維護自由民主價值觀。
看著記者被謀殺被關押,婦女因性別而被剝奪權利,少數民族像猶太人一樣受到迫害,並不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應該抓住一切機會提醒世界,注意中國當局對新疆維吾爾族的迫害和監禁,以及他們用強制墮胎和絕育遏制穆斯林人口。
基於同樣原因,自由民主國家有共同責任支持烏克蘭人民為保衛家園而戰,在面對俄羅斯的侵略時,保護他們的自決權和建國權。西方政府絕不能被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核威脅嚇倒,應該向烏克蘭提供它需要的武器,德國尤其必須記取自身的歷史教訓。不能對抗無情的獨裁者,不僅是對民主價值觀的背叛,也是導致更不安全的不二法門。經過數月的緊張討論,德國總理蕭茲上周宣佈向烏克蘭提供主戰車的決定,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一步。
已故英國外交大臣庫克(Robin Cook)是個聰明人,也是出色的議會辯論家,他在 1997 年說英國的外交政策「必須具有道德層面」,被痛批是在暗示前任政府沒有考慮外交政策的道德影響。多年後,時任首相的布萊爾及其內閣未能堅持嚴格的標準,支持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入侵伊拉克,結果被嘲笑為偽君子(而不是有原則的庫克,他在下議院發表了傑出的辭職演說)。
但正如康德觀察到的,我們都是「人性這根曲木所造」,將道德融入外交政策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而且往往涉及痛苦的取捨。然而,這應該始終是自由民主國家的目標,尤其是因為這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
美國前總統卡特經常因為把人權置於國家安全之上而受到嘲笑。但在卡特看來,兩者密不可分,他曾說:「人權是我們外交政策的靈魂,因為人權是我們民族意識的靈魂。」
如果自由民主國家要以目前的形式生存,就不能辜負其所擁護的價值觀。如果不能捍衛開放社會賴以建立政治與文化認同的原則,將危及它們的國家安全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如美國前副總統韓弗瑞 (Hubert Humphrey)所說的,外交政策「實際上是戴上帽子的國內政策」。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Necessity of 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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