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絲(Atiya Anis)
●薩爾斯堡全球研討會會員
●任職於印度的社會影響力部門
「經測量之事得以完成。」這句名言已是老生常談,從管理學權威彼得杜拉克到物理學家開爾文勳爵等人都曾出此言。無論是誰最先說出這句話,都點出了至要的關鍵:若沒有數據來呈現問題或失衡的情形,那些能夠處理的人便不太可能將它們列入考量,更不可能納入優先處理的事項。就算有人嘗試解決,採用的方案也不太可能有效率或確實針對問題核心。性別平等的問題正是如此。
有人可能會設想,在當今資訊超載的世界,政策制定者有大量的數據能用來診斷問題、設計創新的解決方案、監測政策執行以及調整政策,將其影響力最大化。但即使身處大數據時代,政策制定者仍經常缺少精確、一致、及時且具代表性的資訊。因此他們在制定政策時,對人民社經狀況了解並不完整。
舉例來說,數據顯示自2005年起,印度的婦女勞動力參與率逐漸下滑。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指出,逆轉婦女勞動力參與率下降趨勢並達到性別平等,能讓印度的國內生產毛額於2025年之前增加7700億美金。但有效的問題解決方案必須基於全面性的數據,這些數據要能呈現出婦女勞動力參與率與多種社會、政治、經濟外力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且這些方案也需將性別平等連結至範疇更廣的社會發展結果。
不論以何種方式促進性別平等,性別統計資料與主要影響婦女和女孩的議題報告都是關鍵。以性別暴力來看:據世界銀行統計,每三位15到49歲的女孩或婦女之中,就有一位曾遭受肢體上的暴力和(或)性暴力。
Data2x的紀錄顯示,坦尚尼亞進行男孩與女孩遭施暴的數據蒐集,進而使政府祭出有效的干預措施,並引發社會上多部門中長期的變化。另一個類似的案例是,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越南使用人口以及健康調查中的數據,透過如立法禁止家庭暴力的手段,提升對婦女與女孩的保護。
那些數據在越南除了成為制定政策的基礎,也激起了關於性別暴力的討論,促使「性別平等國策」的產生。現今面臨家庭暴力的婦女較有機會取得諮詢、健康、法律以及庇護服務。
然而產出全面性的數據並非易事。於資料收集和產生的任何一個階段中,出現任何微小的統計錯誤或在衡量時有些微偏頗,都可能產出不具代表性的數據,且接受調查者經常大多為男性,其偏見也會導致數據不具代表性。
新冠疫情危機之前,全世界廣泛採用最具代表性的家庭資料收集方法:家庭訪問問卷調查。但疫情迫使調查轉為電話訪問,其結果便較不可能代表婦女,與其他使用手機機會遭到限縮的族群。曾有報告提及,領導力弱、缺乏政治意志與資源分配不當,是阻礙性別統計資料收集的關鍵因素。
一種克服這些限制的方法,是增進國家、地區和國際層級上的數據整合。此外,我們需投入更多心力,致力於增進婦女提供及使用數據的能力。資料開放組織內部女性領袖增加,能有助於推動數據收集邁向更新、更具包容性的收集方法。
當然,我們應該要在現有最佳作法的指引下進行。例如挪威自2008年起,發表了「國家性別平等指標」,內容涵蓋總收入、勞動力、商業、公部門、教育、領導者的性別分布;瑞典則是從2008年開始,是要求所有公家機關在年度報告中呈現性別統計資料。兩者都是值得效仿的典範。
公民社會與多邊組織的參與也能大有幫助。作為世界銀行「強化性別數據」專案的一部分,世界銀行在比爾暨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支持下,已向12個國際開發協會國家提供技術協助,以提升這些國家性別相關統計資料的規模與品質。複製並拓展這些措施,非常有助於讓政府能以資料證據作為參考做出決策,改善公民的生活與家計。
不過,資料收集與分析只是起點。為制定政策而收集性別相關數據,而這些數據的傳播與使用情形還需改善。定義出有用且一致的指標相當重要,如此一來便可比較不同地區間的資料以及評估一段時間後的進展。
最後,我們不可忽視數據在強化問責與改善政府治理所扮演的角色。高品質、及時、全面的數據除了讓我們能訂定適當的政策和更有效率地分配資源,也使我們能夠衡量那些政策的影響與政府的表現。
要改善數據蒐集會需要一些投資,不過這些投資能讓政府制定出更有效率、更符合需求、成本效益更高的政策,最終將緩解投資對政府預算造成的壓力。而且當國家邁向性別平等,社會、經濟、發展效益也會持續倍增。
(翻譯:宋雨蕎。責任編輯:王能斌)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Evidence for Equit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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