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特里(Jonathan D. Ostry)
●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實務教授
●倫敦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前IMF研究部副主任
美國聯準會(Fed)主席鮑爾在8月傑克森洞央行年會演說表明,Fed優先要務是抑制通膨,揚棄去年對通膨回升只是短暫現象的評估。當時多股驅動通膨的力量展望不明,但做出那種評估的理由仍很薄弱。特別是其中一股驅動力––貨運成本上揚––未受到充分重視,卻是通膨的一大推力,甚至是預測指標。早在去年,運價暴漲就已經是煤礦坑裡的金絲雀,對有必要提高利率反制日益升高的物價壓力發出預警。
世界主要央行的法定職責是維持物價穩定,這表示貨幣決策當局必須明辨通膨從何而來,並預測未來走向。央行官員起初像鮑爾那般,把2021年通膨猛竄嗤之為「暫時的」(transitory),無疑是誤判情勢。但其他機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例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也未料到通膨既回升且持久。IMF對美國的總體經濟預測與Fed的預測相似。
IMF的數據也凸顯出,通膨意外飆升是全球現象,影響遍及世界各國,從澳洲到英國的決策官員都猝不及防。IMF發布的2022年春季「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一年前對先進經濟體所做的通膨預測誤差了三倍以上,而對開發中/新興市場經濟體以及全球經濟的通膨預測,也誤差了兩倍多。
持平而論,當前通膨一部分是受一年前無法預料到的因素所驅動,或是那些因素的影響難以精準預測。在美國,物價飆升反映財政刺激與疫情期間的儲蓄釋出造成需求暴增,以及中國清零防疫政策打亂供應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刺激大宗商品價格大漲。經濟預測師並非地緣政治或公共衛生專家,他們頂多只能做有根據的推測。
決策官員做決策時未把一年前未知的變數納入考量,或許情有可原;但他們難辭其咎的是,理應考量到已知的通膨驅動因素,特別是那些驅動因素又指向物價壓力將持續下去的話。最近一份本人參與執筆的報告就聚焦於這類通膨驅動因素中的一種:全球運價急漲。到2021年10月時,貨櫃海運費指標已比疫前水準大漲逾600%,大宗商品的海運費也漲了超過三倍。
究竟什麼原因導致漲幅如此壯觀?隨著長期防疫封控措施紛紛解除,製造業景氣回升,透過海路運送中間投入品(如能源和原物料)的需求激增。與此同時,海運運能卻受限,因為物流障礙與瓶頸(通常與疫情干擾有關)以及貨櫃設備短缺。世界各地的港口遭遇缺工問題,因為檢測出新冠肺炎陽性的工人必須自我隔離,公衛限制則阻止卡車司機和船員跨越邊境。
在媒體紛紛以斗大標題報導糧食與能源價格飆漲的同時,運費暴漲大致而言顯得乏人關注,儘管可能對通膨產生重大影響。我的研究顯示,運輸成本震撼助長通膨的效應,比大宗商品震撼效應持續得更久,與去年所謂通膨上揚只是曇花一現的說法相牴觸。我的分析顯示,運費成本倍增,會導致一年後通膨率大約增加0.7%。基於2021年全球海運費實際增加的情況,我估計一年後對通膨的影響將超過2個百分點––這影響巨大得讓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時難以漠視。
當然,實際結果隨各經濟體和地區而不同,也視各國貨幣政策框架而定,特別要看央行以往穩定物價和錨定通膨預期的紀錄,以及結構性特色如地理位置(這影響到貨物海運至某經濟體的遙遠度和依賴度)。證據顯示,已建立物價穩定公信力的已開發國家,包括美國,受海運費震撼影響的可能性較低。另一方面,開發中國家––尤其地處偏遠、位於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小島國––更可能遭遇更大、更持久的通膨壓力,可能演變成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當海運費大漲時,各地、特別是這類國家的決策當局,或許必須防患於未然、預先收緊貨幣政策。
海運成本在驅動全球通膨扮演的角色遭到低估。必須改變這種情況。海運成本震撼可讓肩負穩定物價重任的央行提高警覺,提防未來可能發生的危險,並協助他們降低政策步調落後、必須在通膨曲線後面追趕的風險。
(翻譯:余雅薇,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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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Canary in the Inflation Coal Mine》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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