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瑞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好工作已成為全球的重中之重。已開發和開發中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都在強調需要具有工作保障和職業階梯的高薪就業機會。全球化與技術變革清楚地表明,這項任務不能完全留給市場。
當政策制定者談論創造好的工作時,通常會關注最低工資、集體議價和技能投資等問題,這些干預措施固然重要,但並不足夠。生產力是關鍵,只有為技能分佈的底層和中層所創造的工作,能更有生產力、更高的薪酬、更多自主權與更光明的前景,才能增加好工作的職缺,否則,要求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可能會使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失去就業機會。青年失業率非常高的法國就是一個警示。
然而,另一個問題是,即使政策制定者確實談到了專門針對提高生產率與新技術的產業和創新政策,好工作也被視為次要的問題。在美國,最新一批這類政策是針對半導體(藉由通過 CHIPS 法案)和綠色技術(藉由通過降低通貨膨脹法案)等先進製造業;在歐洲,重點是「數位化」以及綠色轉型。在這兩種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只是假設好工作會是這些計畫的副產品,即使這並非他們的主要目的。
事實上,綠色技術與先進製造業不太可能成為創造淨就業機會的主要來源,畢竟製造業在美國雇用的工人不到總數的十分之一,而其他製造業做得更好的國家(如德國、南韓)和臺灣的經驗表明,扭轉就業去工業化的局面極其困難——的確,史無前例。
由於未來大部分工作將來自服務業,因此我們必須注重為弱勢工人創造生產性工作。在漢密爾頓項目(Hamilton Project)的一項新研究中,我描述了美國的服務業產業政策可能的樣貌。
我的建議包括地方層面和國家層面。地方層面建立在現有發展和商業援助計畫之上,形式為發展機構、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目標是振興社區,創造好的就業機會。國家層面的建議則是設立一個高級研究計畫署 (ARPA),專注於促進特定類型的創新:就業友好型技術。
長期照護可能是這些想法最艱巨的考驗。隨著人口持續老化,以及對居家或輔助生活安排的需求增加,這將是就業迅速增加的部門。但因多數長期護理工作是在家中(通過護理人員派遣機構或通過自雇護理人員)或在監管不力的輔助生活或退休社區中完成的,因此薪酬與工作條件向來都很差,甚至成為糟糕工作的典型寫照。員工大多是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種女性),且因其工作通常被認為是低技能的,所以她們不被視為真正的專業人士。
長期護理工作要如何改善?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奧斯特曼(Paul Osterman)提出三種總體戰略。首先,政府可以制定標準,例如提高最低工資。其次,政策制定者可以提高醫療服務的醫療補助(Medicaid)和醫療保險(Medicare)的報銷率,以期帶來工資上漲。第三,可以提高直接護理人員的生產率,這將有助於長期護理系統滿足患者需求並降低成本,從而為更好的報酬創造空間。
雖然前兩種策略可能有用,但提高生產力終究是更好工作的最可靠來源。為此,奧斯特曼提出一種類似於日本汽車製造商採取的開創性方法,包括對工人技能的投資、為工人提供更大的發言權、自由裁量權和自主權,並賦予他們對服務品質更多的責任。
擁有更大自主權和決策權的護理人員,可以利用他們對居民和患者的瞭解來量身打造服務內容,提供更大的靈活性(例如排程、食物和治療方面)。重要的是,這一戰略還將允許引進強化護理人員技能的新技術,例如可以用來蒐集即時資訊,並更快、更有效回應居民需求的數位工具。
這些變化需要嘗試新的工作實踐意願和持續的努力,從研發和引進長期護理的新技術,轉向特定社區的在地化、適應和情境化。 如果以這種方式來管理長期護理,生產力的好處將是護理人員流動率降低、住院率降低、更妥當的慢性病管理,以及更快更平穩地轉出緊急治療設施。
這一切都不容易。 眾所周知,提高服務業的生產率非常困難,而且經常受到各種善意的許可、安全和其他法規的阻礙。 但是如果我們無法找到如何提高工人註定要從事職業的生產率,最終將面臨一個表現更差、包容性更差的「壞工作」經濟。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y Services Need an Industrial Poli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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