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Slavoj Žižek)
• 歐洲高等學院哲學教授
• 倫敦大學伯貝克人文學院國際主任
眼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們正進入充滿戰爭和全球政治的新時代。除了核災風險增加,我們已身處全球危機的風暴之中:疫情肆虐、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消失、缺糧、缺水,種種危機彼此交乘作用。當前局勢顯現一種瘋狂情況:在生態(或其他因素)威脅之下、人類存亡之際,處理威脅應為當務之急的緊要關頭,我們卻突然再度把焦點轉向新型政治危機。全球亟需合作之際,「文明衝突論」再度強勢上演。
這一切為何會發生?一如往常,黑格爾可以回答。他在《精神現象學》一書中闡述了一種著名辯證法,主人與侍從,兩種「自我意識」陷入你死我活的爭鬥中。如果兩人都決定拼命,結局就是兩敗俱傷:一人死,活下來的也無人承認其地位。這代表,自古至今各文化都有根本的妥協:兩方對峙、四目相交時,必有一方移開視線,不情願地結束戰局,成為侍從。
但黑格爾應該會想加註,國與國之間應不會有長期的妥協。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總籠罩著可能開戰的氛圍,和平僅代表暫時停火而已。各國訓練並教育自己的國民,確保和平,這樣的過程形塑出一種美德,號召著一種英雄行徑:準備為國捐軀。國與國之間野蠻的關係便成支持這種美德的基石。
北韓就是這種邏輯最好的例子,而中國也有如此趨勢。據我在中國的朋友(必須匿名)所言,中國許多軍事雜誌的作者都在抱怨,中國軍方一直沒有真的戰爭可以測試自己的武力。相對地,美國長期在諸如伊拉克的地方測試軍隊,中國自從1979年干預越戰失利後,就無此機會。
同時,中國官媒的提示越來越明顯:隨著和平統一台灣的前景越來越無望,勢必需要以武力「解放」台灣。為了在意識形態上為動武做準備,中國的宣傳機器更加地煽動愛國主義者的愛國心,質疑所有外國事物,手段是經常指控美國虎視眈眈地想為台灣出兵。去年秋天,中國當局建議民眾儲備兩個月的必需品「以備不時之需」。這種警告十分奇怪,各界認為是在宣告即將開戰。
這樣的趨勢違背了當前的迫切需求,即教化各文明,建立同理周邊地區的新模式。我們需要所有人類團結合作,但是教派、民族「英雄」的暴力行為,為單一特定理由犧牲自己(犧牲世界)的心態,在在讓我們與團結合作的目標越來越遠。2017年,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 )指出,戰爭一直是可以預見的。他預言:
「…美國、日本、西方國家站一邊,中國、俄羅斯站另一邊,原子武裝無處不在。我們不禁想起列寧的話:『革命防止戰爭,或者戰爭引發革命。』以下是我們如何定義未來政治工作的大目標:歷史上頭一遭,第一個假設應該實現(革命防止戰爭),而非第二個(戰爭引發革命)。第二個假設在一戰後的俄羅斯出現了,也在二戰後的中國出現。代價何其大!帶來什麼樣的長遠結果!」
教化我們的文明需要劇烈的社會變遷,事實上,就是革命。但我們負擔不起另一場戰爭來引發革命。就我們所知,革命可能的結果是文明的告終,倖存者(如果還有的話)會被分成幾個小的集權團體。我們不該幻想了,基本上,第三是世界大展已然開打,即使大多數還是代理人戰爭。
空有呼籲和平是不夠的。「和平」一詞無法帶來關鍵的政治局勢轉變。佔領者總是誠心希望手中領地可以保持和平。納粹德國想在所佔領的法國保持和平,以色列想在所佔領的河西走廊保持和平,而俄羅斯總統普丁想在烏克蘭保持和平。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哲學家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曾說過,「和平主義不是個選擇」。要防止另一場世界大戰,就要避免那種需要一直發生地區戰爭以維繫的「和平」。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能倚賴誰呢?我們該相信藝術家、思想家,還是務實的實用政治施行者?藝術家和思想家的問題在於,他們也可能種下戰爭的因。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的詩句:「我已在你的腳底種下我的夢想/輕輕地走因為你踏在我的夢想上」我們應該套用在詩人本身。他們在我們的腳底種下他們的夢想時,應該要格外小心,因為人們讀了之後會真的實行。切記,葉慈擁抱法西斯主義,甚至支持1938年德國反猶太民族的紐倫堡法案。
柏拉圖主張應該把詩人逐出城外,名譽為此受損。但他的主張不失為理智的建議。有鑑於近幾十年的經驗,詩人和所謂「思想家」們往往為種族清洗而擬好託詞,一如普丁的追隨者杜金(Aleksandr Dugin)。有種族清洗就有詩作誕生,因為我們身處後意識形態的時代。自從偉大的世俗原因不再能動員人群行使大規模暴力,人們需要的是更大更神聖的動機。宗教或種族正好可以號召人群。(病態無神論者出於娛樂而犯下大規模屠殺的案件為少數例外)
現實政治不會是比較好的依歸。現實政治僅僅是意識型態的不在場證明。意識形態會召喚出看不見的維度,將公開犯行隱匿其間。讓人家加倍困惑的手法就是,把情況形容得非常「複雜」。一件再明顯不過的事實,例如,慘無人道的軍事攻擊,常常用「更複雜的背景脈絡」而連結上相對的概念,意即,攻擊是為了防守。
這樣的情況正在上演。俄羅斯明顯在攻擊烏克蘭,而且明明白白地針對平民,讓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但是時事評論員和專家們正在急切找尋背後的「複雜性」。
複雜性當然有。但這並不改變俄羅斯攻擊烏克蘭的事實。我們的錯誤在於,沒有一字一句地解讀普丁發出的威脅。我們以為普丁只是在玩操控戰和危險邊緣策略。這讓我想起佛洛伊德曾引用的著名笑話:
兩名猶太人在加利西亞的火車站車廂內相遇。一位問:「你要去哪?」另一位回答:「去克拉克夫。」發問的人氣急敗壞地說:「你騙人!你說要去克拉克夫,其實想讓我以為你要去利沃夫。但我知道你其實真的要去克拉克夫,那你為什麼還要騙我?」
普丁宣布發動軍事行動,揚言要把烏克蘭和平化、「去納粹化」時,我們非但沒有把話當真,反而失望的「內部」戰略家譴責:「你真的要佔領利沃夫的時候,為什麼要告訴我?」
這樣的雙重困惑證明了現實政治的短處。現實政治反對天真地把外交斡旋、外交政策與某種道德或政治原則掛勾。但有鑑於當前局勢,天真的是現實政治。以為對方、敵人也有個現實主義的計謀,太天真了。
冷戰期間,從世界強權的行為所遵循的規矩中,可以看到「同歸於盡(MAD)」定律。每個強權可以確信,如果決定發動核武攻擊,另一方也會以十足摧毀性的力量全力回敬。因此,沒有任何一方會開戰。
相反的,北韓的金正恩揚言要摧毀美國時,我們不禁好奇金正恩是否意識到自己身處的情況。他一副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國家,連同自己,會慘遭毀滅。他似乎採用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戰略「核武運用目標選擇(NUTS)」,主張可以在對手反擊之前,按部就班地摧毀掉對手的核武。
幾十年來,甚至美國也在MAD和NUTS之間來回游移。雖然美國在對俄羅斯、中國方面,看起來繼續相信MAD的戰略邏輯,但對伊朗、北韓方面,卻時不時嘗試尋求NUTS戰略。普丁暗示不排除策略性動用核武,也是同一個道理。一個強權同時使用兩種直接矛盾的戰略,更證實其魔幻特色。
很不幸的,MAD戰略落伍了。強權們越來越常測試彼此底線,試著透過代理人建構自己版本的世界秩序。3月5日,普丁把對俄制裁稱為「等同宣戰」。但他之後也一再宣稱,俄羅斯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活動會持續下去,尤其強調俄羅斯會遵守財務承諾,持續輸送天然氣到西歐。
換句話說,普丁正嘗試建立新型態的國際關係。比起打冷戰,更應該維持熱和平:一種長期混合戰,軍事行動的表面有維護和平和人道主義任務作偽裝。
因此,2月15日,俄羅斯國會發出一則聲明,「烏克蘭境內頓涅茨克、盧甘斯克一些地區的居民渴望口說俄羅斯語、手寫俄羅斯語,想要宗教自由獲得尊重,反對烏克蘭有關當局侵害其權利和自由。對此地居民所做出的人道主義行為,國會的支持堅定不移。」
我們過去多常在拉丁美洲、中東、北美聽到類似支持美國干預的聲明?正當俄羅斯轟炸城市、婦幼醫院,國際貿易仍持續運作。烏克蘭之外的地方,生活照常運轉。世界特定角落有無止盡的維和干預行動,藉以得來世界的長久和平,就是如此。
人有可能從眼前困境中逃脫出來嗎?在黑格爾之後,我們應該清楚分辨抽象自由和具體自由的差別,與「自由」(freedom)和「自由」(liberty)有異曲同工之妙。抽象自由是人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受社會規範左右。具體自由是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在繁忙的街道上,而有理由確定大家都會以文明的方式對待我,意即,駕駛會遵守交通規則,路人不會對我行搶。
有時候抽象自由必須介入。1944年12月,沙特(Jean-Paul Sartre)寫道:「我們從未比德國佔領時期還自由。我們當時失去一切的權利,首先喪失話語權。他們當面侮辱我們。…這就是為什麼抵抗運動是真正的民主。對軍人、長官而言,有同樣的危險、同樣的孤獨、同樣的責任、紀律中同樣的絕對自由。」
沙特說的自由是「freedom」,不是「liberty」。「自由」(liberty)是戰後一切回歸正軌時所建立的。在當今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侵略的人們有「自由」(freedom),而他們正在為「自由」(liberty)而戰。但這牽涉到一個問題,究竟能清楚分辨兩者多久。如果有數百萬人決定他們為了「自由」(liberty),必須肆意違反規範? 2021年1月6日川普的暴民支持者攻佔美國國會山莊,這不就是導致的結果嗎?
我們還缺一個詞來註解當今世界。哲學家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認為,我們正見證著資本主義「轉向獨裁」的開始:「貨幣去中心化、國家專斷力走到盡頭、銀行中介角色退場、交易去中心化,我們還能怎麼解釋這些現象?」
這些現象好像很吸引人,但隨著國家專斷力逐漸消失,國家對無情剝削利用的限制也跟著土崩瓦解。雖然極權資本主義主張資訊透明,但「同時大規模授權使用資料、暗網、假造資訊,而用途卻讓人難以理解。」
為了不讓情況演變成一場混亂,馬拉布觀察到,政府政策途徑越來越像「法西斯發展…伴隨著過多的安保、軍事建設。這種現象和極權主義的走向並不相悖,反而更精確指出,國家的社會功能失效、國家消失時,會以暴力的手段來表達國家力量不再。
烏克蘭的情勢不是民族國家攻打另一個民族國家。烏克蘭是因為攻擊方否定烏克蘭的民族身分而遭受攻擊。就地緣政治勢力範圍(通常遠遠超出民族範圍,如敘利亞)而言,俄羅斯入侵是合理的。俄羅斯拒絕使用「戰爭」一詞來代表所謂「特別軍事行動」,不只是為了壓下軍事干預的殘暴,更是為了表明,早期民族國家之間的軍事衝突概念,並不適用於現況。
克林姆林宮想讓大家相信,俄羅斯只是想在所認定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內維繫「和平」。俄羅斯的確已經透過在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代理人們進行干預了。3月17日,俄羅斯駐波士尼亞大使卡拉布科夫(Igor Kalabukhov)表示:「若﹝波士尼亞﹞決定成為任何聯盟的成員﹝如北約﹞,是國內的事。我們的回應又是另一回事了。烏克蘭的例子已經表明我們的期待為何。若有任何威脅,我們會做出回應。」
此外,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直接挑明,唯一解決方案就是將全歐洲去軍事化,俄羅斯軍隊偶爾透過人道介入來維護和平。俄羅斯的媒體中可以大量看見類似主張。政治評論員伊斯塔菲夫(Dmitry Evstafiev)近期接受克羅埃西亞的媒體訪問時說:「新俄羅斯已誕生,它明白告訴你,它不把你們歐洲當夥伴。俄羅斯有三位夥伴:美國、中國、印度。你們只是與美國瓜分的一座獎盃而已。你們還沒意識到,但我們已經如探囊取物了。」
普丁的御用哲學家杜金,把克林姆林宮的立場建構於一種奇怪版本的歷史相對論。2016年,他曾說:「後現代主義告訴我們,每一件所謂的真實只是一種信念而已。所以我們相信我們所作的,相信我們所說的。這是定義真實的唯一方法。所以我們有我們俄羅斯人自己的真實要去接受。…如果美國不想開戰,你應該認清美國不再是唯一的主宰。有鑑於敘利亞和烏克蘭的情勢,俄羅斯說:『你不再是老大哥了』這就是誰來統治世界的問題。只有戰爭才能真正做出決定。」
這帶來了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敘利亞和烏克蘭人怎麼辦?難道他們不能也選擇自己的真實和信念嗎?還是他們只是「老大哥們」的一處遊樂場(或戰場)?克林姆林宮會表示,他們不考慮其他強權。在四大勢力範圍之內只有維和干預行動。只有在四位老大哥喬不攏勢力範圍邊界時才會發生戰爭,如中國主張擁有台灣和南海。
如果我們只是因戰爭威脅而行動,而非環境的威脅,那麼就算獲勝所贏來的liberty也可能不值得擁有。我們面臨不可能的抉擇:如果為和平而妥協讓步,只是讓俄羅斯行擴張主義得逞,也只有全歐洲「去軍事化」才會讓俄羅斯滿意。但如果全面對抗,有高風險讓情況加劇,引發新一次的世界大戰。唯一的解決方法是改變看待情況的視角。
當全球的自由資本主義秩序面臨層層危機,烏克蘭戰爭正被看待得過於簡單,十分錯誤、十分危險。諸如全球氣候變遷的全球問題,跟野蠻極權主義國家和文明自由西方國家之間的衝突,無足輕重。但新型態戰爭和強權衝突的確是全球問題的結果。如果當前要務是從充滿問題的星球上生存下來,那麼大家應該爭取比其他人更強而有力的位置。目前絕對不是澄清真相的時候,當對立主義大喇喇呈於光天化日之下,這樣的危機代表著深層騙局的時刻。
我們應該支持烏克蘭,同時應該避免幻想對俄公開對抗的戰爭。我們需要的是無同盟的新形態,而不是對眼前戰事保持中立的概念,我們應該質問「文明衝突論」。
根據詞語發明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說法,文明衝突論是基於冷戰結束的情況,「意識型態的鐵幕」被「文化的天鵝絨布」取代。起初,這種黑暗的看法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基於歐洲共產勢力垮台所提出的歷史之終結理論迥然不同。福山的偽黑格爾理論說明,人類能夠建構的最佳社會秩序最終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還有什麼理論可以更不同的?
兩種看法其實可以全然相容的:「文明衝突論」的政治正是發生於「歷史之終結」之時。民族衝突、宗教衝突正好符合全球資本主義的鬥爭形式。身處專業社會治理逐漸取代政治本身的「後政治」的時代,唯一合理的衝突來源就是文化性的(民族、宗教)。「非理性」暴力的崛起伴隨社會中的去政治化而來。
在有限的視野內,唯一能取代戰爭的選擇是文明間彼此和平共存(即杜金所謂,不同的「真實」,或是當代更大眾的詞彙,「生活方式」)。這意味著,強求的婚姻、恐同症、強暴單獨外出女人,如果發生在另一個國家,都應該獲得容忍,只要這個國家完全處於全球市場框架中。
無同盟的新型態應該拓展視野,認知到鬥爭應該是全球性的,並不惜一切反對恐俄症。我們應該支持俄羅斯內部抗議侵略的人。他們並不是什麼國際主義者的小團體,而是真正的俄羅斯愛國者。他們真的熱愛自己的國家,並從2月24日開始為國家感到羞恥。沒有比「我的國家,無論對錯」這句話在道德上更令人厭惡和政治上更危險的了。不幸的是,烏克蘭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就是普遍性。
(翻譯:江宜婕。責任編輯:陳品潔)
(原標題為《From Cold War to Hot Pea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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