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陳繁昌（Tony Chan）

●阿布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校長

●前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中美地緣政治競爭日增，俄烏戰爭只不過是最新的分裂來源。對立不斷加深，雙方對阻止雙邊關係惡化幾乎都沒有做出努力。

其實不必這樣。為了維護全球和平並因應人類急迫的整體挑戰，美中得各自找出能互相合作並扭轉惡化關係的領域。科學和技術為重拾合作提供了最好的出路，特別是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科技，但若想好好運用機會，兩方得先調整先入為主的觀念，語調也得有所緩和。

美國方面，太多政治領袖及評論家認為經濟與中國脫鉤，中國就會失去追趕力道，更遑論超越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中國40年來展現的活力卻恰恰相反，誠如哈佛大學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最近共同撰寫的論文中所說：「某些競賽 （中國）已成第一，其他競賽照目前軌跡來看，10年內將超過美國。」

不久前，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墨守成規，無力創新，是使用廉價勞工替西方消費者製造商品之處。艾莉森回頭看美國國家學院1999年對未來數十年的展望，發現這份展望忽略了顯而易見的棘手問題。在美國國家學院設想的未來中，「中國幾乎無足輕重，從《時代雜誌》特刊《2000後》斷言『中國無法在21世紀成為工業巨頭，它的人口太多，GDP太低』，可看出這時代的普遍想法」。

但當前狀況和那份展望的預期卻有出入，正如艾利森所說，「中國迅速崛起挑戰美國在技術制高點的主導地位，已經引起了美國關注」。

在中國這裡，許多人認為國家大可單打獨鬥，因為中國向西方國家學會了必要的一切，本土創新加上政府治理結構的強度，就足以維持國力向上。

這麼想的中國人最好回憶一下本國史，當年拒絕向外取經，加上自認中國體制優於其他國家，導致國力長年衰退，把世上最富有先進社會的頭銜拱手讓出。

難以抗拒的崛起

大家應該記得，直到約2016年的數十年間，美國和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歡迎並鼓勵中國崛起，認為中國的成長過程平和且多半有益。南部城市深圳（與香港隔邊境對望）1990年代初期還是個死氣沉沉的漁村，如今可說是「下一個矽谷」。

此外，中國大專院校的全球排名不斷竄升擠進前段班，頂尖大學提供的薪資和研究經費足以匹敵美國頂尖學府，誘人的肥缺吸引海外許多學術人士回國。中國不斷培養出頂尖學生，其中有些負笈美國攻讀碩博士，最近研究顯示，北京清華大學培養出的美國頂尖大學電腦科學教授人數，是世界第2多。

從更宏觀的歷史角度觀察，就不難理解為何會有這些十年前還幾乎無法想像的發展。直到約1820年的兩千個年頭，世界最大經濟體的位置大多是由中國與印度占據，兩國產出約佔全球一半。過去兩世紀的西方稱霸，不過是漫長歷史中稍稍偏離常軌之時，現今中印經濟復甦，或可看成自然秩序的回歸。

火藥、指南針、造紙，中印兩國史上的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俯拾皆是，中國當代的進步也應受到同樣關注。毋庸置疑，中國人能創造、創新，除了中國國內混亂與扼殺的政策，再多的外部壓迫也無法阻止。

道路規則

可惜現在很多人並非這麼正面看待中國的技術崛起。在西方，人們強烈懷疑中國崛起​​僅是因為竊取了西方技術，2020年7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Christopher Wray）甚至將中國反情報和間諜活動形容為對美國經濟的「最嚴重長期威脅」，是人類史上數一數二大的財富移轉。

竊取肯定會發生，但實際上許多國家——古今中外——都曾「竊取」技術。前幾個世紀的中國偉大發明被所有人「竊取」，尤其是西方人；同樣地，美國「竊取」了蒸汽機、電力和火箭推進器等歐洲發明。

如同《創新黎明》作者莫里斯（Charles Morris）所撰，早期美國人「不尊重英國智慧財產權保護。他們為獨立而戰，擺脫母國令人窒息的經濟限制。在他們眼中，英國的技術壁壘是種偽殖民策略，迫使美國成為現成的原物料來源與低端製造商的專屬市場」。全球最終因為這種態度得到了好處，若當時自私的國家利益導致工業革命的變革性發明無法傳開，大家的處境會比現在更糟。

當然，中國近幾十年的所作所為與19世紀的美國不同，因為當時英美並無智慧財產權法協議，但現在中國同意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智慧財產權規範，而西方宣稱中國並未遵守。這是西方對中國履約信任度江河日下的主要原因——這種信心的喪失始於美國總統歐巴馬政府，川普時期更形擴大。

技術障礙

但事情仍有挽救餘地。美國超越英國後，捍衛智慧財產權不遺餘力，中國一樣也可以。如今中國已成超強技術大國，對維護世貿規範和全球規範有強烈興趣。中國境內的美國企業最常抱怨技術被強制「移轉」，中國政府可藉著整頓這種行為來重建信任，為未來合作奠基。

美國應該認知到，智慧財產權爭議還存在另一個面向。美國雖然大可宣稱，若沒有美國研究體系支持，旅美的中國科學家就研發不出智慧財產，但中國也能主張最大宗的智財權移轉就是從中國到美國。多年來，中國投資初等及中等教育，其中一些學生之後負笈美國，在美畢業、而後留下就業者不下數十萬，這種人才流失或許不涉法律上的智財權，但肯定是種智慧轉移。

「華為事件」是中美鴻溝不斷擴大的縮影，川普政府把這間中國科技巨擘列入美國企業禁止與其做生意的外國公司名單，加拿大也應美國要求，以涉嫌違反對伊朗的制裁為由逮捕華為財務長，她正好是華為創辦人的女兒。儘管美國視華為為國安風險，其5G硬體為特洛伊木馬，中國卻將之視為單純的政治角力，旨在阻止其頂尖大廠在全球稱霸。

顯然，合作的障礙仍在，美國繼續封鎖華為的同時，谷歌和臉書決絕遵守中國嚴格的審查法令，讓人難以想像它們還能在中國營運。但某些領域無法合作，並不代表事事都合作不來，美中都擁有世界最先進的氣候變遷監測研究實驗室，允許這些實驗室合作不會威脅任一國的國安，這方面應該獲得鼓勵。

自傷？

美國對中國科技進步的反應最終可能反傷自己，封鎖中國科技業不太可能奏效，甚至可能適得其反。美國國會禁止美國太空總署（NASA）「與中國的任何科學合作」已十餘年，但中國仍在太空研究與天文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包括發射月球探測器、登陸火星及推出全球最大的無線電波天文望遠鏡（FAST）。

更大範圍看，美國制裁反讓中國更堅決自主發展科技的決心。數字也對中國有利，除了人口是美國4倍，中國在民族和文化上向來團結，志向遠大，深具職業道德，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畢業生多如繁星，研究基礎設施也蓬勃發展。

美國嚴苛的措施讓中國人才對赴美卻步，也讓旅美人才興起離開的念頭。最近調查顯示，美國境內的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多達4成考慮離開。美國司法部國安小組主導的「中國行動計畫」（China Initiative）傷害特別大，依據這項計畫做出的起訴引人注目，大部分卻都獲判無罪，其中多數指控甚至無關間諜或智財權剽竊，而是遞交給聯邦機關申報文件未正確揭露資訊。美國政府明文敦促研究型大學和公司與中國斷絕關係不是在幫自己的忙，這些做法只會對科學──一個美國做出貢獻，但也從中獲益的領域──不利。

事實上，試圖以這種方式孤立科學，往往都會以失敗告終，畢竟多數美國學術研究最終都會登上公開出版物，美國科學家也常參加全球各地的科學會議和網路研討會，試圖停止與中國進行科學交流並不會阻止科學知識進入中國。

相反地，這樣做只會讓美國失去道德制高點。世上其他國家會問，若也在經濟發展方面得到了成功，下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他們會想起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初的蘇聯，以及現在的中國。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領導人都是把經濟和生活水準放在政治意識形態之上，任何能幫助它們的國家，它們都願意往來。

共同問題

世界現在最急切要解決的是全球性的問題，而非國家性的問題，競爭之餘，也得合作。COVID-19與氣候變遷是最顯著的兩個例子，兩者都跨越國界，都需要人類的聰明才智。

疫情方面，全球各地科學家透過分享重要資訊來進行合作，從中國SARS-Cov-2病毒的首次基因序列，到COVID-19對人體影響以及人體對治療的反應等數據。疫情帶來競爭，不同國家和公司嘗試不同方法研發疫苗，卻也降低了疫苗開發常見的失敗風險。疫苗競賽不該視為國家霸權競賽，而應看成通往知識和解方之路。

氣候變遷也是如此，這個問題無法由一國或一個組織來解決，世界必須合作，但為了開發並擴大未來的環保技術，良性競爭也是難免。中美關係的挑戰在於雙方得避免把問題政治化，或讓合作與其他爭端處理牽扯在一起。中美領袖應努力實踐去年在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發表的聯合聲明，加強氣候變遷合作，而此類合作都不該有附加條件。

這不是美國第一次面對外來競爭，也不會是最後一次。1950年代蘇聯發展人造衛星時，美國意識到競爭，進而投資自身能力，建立自身優勢，尋求與蘇聯發展科學合作關係，從而創造出制霸全球技術的條件；美國現在也該如此。

中美在該合作時合作，該競爭時競爭，才是全球之福。拜登政府的立場是：「我們必須在應當之時競爭，在能夠之際合作，在必要時機克制。」若政治凌駕其他問題，若中美科技合作因而受損，人類處境會變得更糟。

（翻譯：鄭可妮，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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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Lose-Lose Tech War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