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阿米（Shlomo Ben-Ami）

● 台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

● 以色列前外長

● 著有《戰痕、傷口與和平》

PS問：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建立關係，打造中東新安全框架，讓巴勒斯坦人覺得「被阿拉伯兄弟拋棄」。您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近期暴力事件激增，歸因於巴勒斯坦人再度感到絕望，您認為，若不納入巴勒斯坦，這類框架根本上都將脆弱不堪。以色列與阿拉伯夥伴必須採取什麼措施來推動融合，而巴勒斯坦這邊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融合成功？

班阿米：巴勒斯坦問題一直被視為以色列與阿拉伯和解核心，有鑑於此，以色列2020年與4個阿拉伯國家（巴林、摩洛哥、蘇丹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建交所依循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以及以色列與約旦和埃及原有的和平協議，對巴勒斯坦志業來說都是重大戰略挫敗。透過與以國建立安全聯盟，保守的阿拉伯國家的確已把對付擁核伊朗的威脅，置於保衛巴勒斯坦之上。

巴勒斯坦年輕人的連串恐怖攻擊，以及耶路撒冷「保護阿克薩清真寺」的動亂，都是巴勒斯坦人在發出警告：他們能破壞新的以阿安全架構，激怒阿拉伯各地群眾，挑起一連串聖戰。

唉，以巴雙邊和談的舊和平模範已徹底失敗，巴勒斯坦和平必須列為區域安全聯盟重大議程。以色列去年4月主辦內蓋夫峰會（Negev Summit），邀請巴林、埃及、摩洛哥和阿聯外長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參加，峰會中成立的這個安全聯盟，也應納入巴勒斯坦（與約旦）。

但成功路上總布滿荊棘，巴勒斯坦內部各懷鬼胎，以色列大聯合政府完全功能不彰，更是困難所在。要克服這重重障礙，美國和阿拉伯利益相關者必須帶頭邀請各方參與此一進程，即使距離事情落幕的那一天仍遙遙無期。

PS問：去年12月，您主張「即使世界強權成功恢復2015年伊朗核子協議」，「外交或許只是讓無可避免的事情延後發生」。俄羅斯攻打烏克蘭——一個放棄核武換取安全「保證」的國家——會如何影響伊朗的戰略計算？報導稱，西方對恢復核子協議大致上已失去希望，區域強權應該怎麼做才能降低擁核伊朗的威脅？領頭羊又該由誰來當？

班阿米：烏克蘭戰爭再次證明核武在全球衝突時具有重要的威懾力，冷戰結束後，這是首度有大國公開揚言動用戰術核武。威脅奏效了：西方小心翼翼地向烏克蘭提供武器，避免讓俄國有升級戰事使用核武的藉口。再者，之前烏克蘭若是沒有依照1994年「布達佩斯安全保證備忘錄」（其中包括美俄保證尊重並捍衛其領土完整）放棄核武，就絕對不會發生俄羅斯無端入侵這種事。

北韓及伊朗等革命力量正密切注意事態發展。對崛起的什葉派強權伊朗而言，核子計畫可說是對抗周邊遜尼派勢力、以色列所有盟友以及美國的保險。北韓的核武邏輯並無太大不同。

遏止核武擴散的實際選項其實不多，若5個核子強權能以身作則開始大幅減少核彈數量，事情或許就能有所改觀，但這麼做的困難，來自美國與中俄傳統軍力上的差距；對於英國和法國來說，維持核武則是地位問題。

若有像雷根與戈巴契夫這種等級、鎮得住各自安全機構的領導人出面，或許就有可能領導一場核子不擴散運動，但短期內似乎還難看到這種領袖。

另一種可能是在中東建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禁用區，但這只會在該地區針對重大衝突達成協議，且以色列放棄核武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這些劇本無一讓我感到樂觀，但追根究底，一個政權是否擁有核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權本質。

PS問：您一再強調西方對中國作法的錯誤，包括把美中競爭視為意識形態競賽、希望改朝換代等等。俄烏戰爭是否提高西方和中國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若會提高，要怎麼改變政策才能扭轉趨勢？

班阿米：比起前任總統川普，美國現任總統拜登更加倍心力對付中國，不但不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還決心藉由嚴厲制裁、新軍事聯盟（與澳洲和英國的AUKUS）、四方安全對話（與澳洲、印度、日本）以及打造全球民主國家聯盟來「圍堵」中國。

這種策略的癥結在於結局難以想像。中國歷史悠久，難以轉變為西方式民主政權，即使這種情況某種程度上已經發生，中國也不會放棄在全球體系佔一席之地的野心，因為它們認為這是它們應得的。

中國很可能從俄烏戰爭中認知到，西方並不像俄國總統普丁所想的只是紙老虎、顯然具備發動全球大規模制裁的能力。習近平雖有採取行動以求與美國脫鉤並加強內部彈性，中國仍高度融合於全球經濟，若決定攻打台灣，龐大的美元資產極易遭受制裁，而在任何狀況下，中國高層都厭惡武裝衝突帶來的不穩定。

鑑於這些因素，我認為美中競爭不太可能演變成全面戰爭，至少暫時是這樣，但這會讓中國繼續減少對美元及全球金融的曝險，並持續追求科技霸業，長遠來看將大幅削弱西方影響力。因此美國現在該起而行，把對中戰略從圍堵轉為建設性對話。衝突時期的治國之道貴在擴大自家聯盟、分化敵人陣營，中俄分裂並非不可能。

順帶一提…

PS問：在您的新書《沒有榮譽的先知：2000大衛營峰會與兩國解方的結束》，您提到在和平談判的第一手經驗。參考那些經驗，您對烏克蘭如何和俄羅斯談判有何建議？西方大國，特別是歐盟和美國，應扮演何種角色？

班阿米：烏克蘭錯在戰爭初期就與俄羅斯談判，當時各界都認為俄軍勢不可擋。互有傷害的僵局能為和平協議提供更好的機會，除非俄國動用核武，否則這種僵局就快來臨，部分原因是美國及盟國明智地調整了武器供給，避免烏克蘭戰敗的同時，也避免激怒俄國導致衝突升高。

若談判的代價是聽從俄國要求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烏克蘭就不該參與談判。這應是談判過程中的讓步，而非先決條件。

如我在最新的PS評論中所主張，和平是關於平衡和穩定，而非正義。正義的結果——俄國全面從烏克蘭撤軍並放棄併吞克里米亞——等同是普丁的政治自殺和俄國國際地位的重大挫敗。別說是合作、參與歐洲安全體系了，若是戰敗，俄國身為受辱的擁核強權，將會對這個安全體系帶來長期威脅。

西方大國應參與和平進程，不僅因為它們身為衝突的一環，也因為它們有能力在俄國做出讓步時加以補償。這種補償應以歐洲安全體系的形式出現，化解俄國主要疑慮，並維護烏克蘭、摩爾多瓦與喬治亞的中立及領土完整。最後，還得處理烏克蘭的雙重身份認同，俄裔居多的頓涅次克和盧甘斯克必須在聯邦國家內享有極大自治權，如同「2015年明斯克二號和解協議」所明定。

PS問：歐洲加強防禦的舉措，包括可能將芬蘭與瑞典納入北約，以及終結對俄國能源的依賴，是否有望確保歐洲大陸的長期和平，還是會重演冷戰式的緊張和不安全？

班阿米：歐洲把安全外包給美國納稅人、安於「後歷史」（post-historical）世界太久了。烏克蘭戰爭終結了歷史隨冷戰結束與蘇聯解體而「告終」的迷思，也證明拉丁格言「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想要和平，就要備戰）所言不虛，而強大團結的北約有助確保和平。

但任何從烏克蘭戰爭衍生的歐洲安全架構都必須納入俄國與北約之間的緩衝區，可能被迫放棄加入北約來做為和談條件的烏克蘭，就該是這種緩衝區。與俄國接壤長830英里的瑞典與芬蘭，應是另兩個緩衝區，若非如此，漫長的邊境將長期處於衝突、戰爭，或戰爭一觸即發的威脅之中。

在可預見的未來，和平必須建立在脫離交戰的基礎上。歐洲不再依賴俄國能源將有助和平，因為這會迫使俄國多元化其經濟模式，提高在全球穩定中的籌碼，也會讓俄國更積極參與全球經濟。

PS問：在《沒有榮譽的先知》一書中，您將以巴和平進程與近代歷史其他進程相比，是什麼讓和平進程難以成功？

班阿米：不具宗教和種族成分的衝突通常透過外交解決，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協議與土地和安全相關，1990年代差點為敘利亞帶來和平的談判亦是如此。這些有形因素就是外交的東西，要是加上無形因素，像是宗教信仰與驅逐的歷史論述這些東西，外交就會變得更加困難，而這些正是以巴衝突的核心問題。

班阿米: 戰爭幾乎總能開創有成效的和談契機，若沒有讓埃及重拾光榮和自信、讓以色列灰頭土臉的1973年贖罪日戰爭，以色列絕不會為和平同意從西奈半島撤軍。哥倫比亞與哥國革命武裝力量（FARC）之戰——堪稱人類所能想像最殘暴的叛亂之一——也是在政府軍重創叛亂集團後，和平才露曙光。

不過這些都不是宗教衝突。北愛爾蘭歷盡千辛萬苦達成1998年耶穌受難日和平協議，之後多年衝突雖規模銳減，卻並未結束，即是因種族與宗教分歧並未消失。

內戰往往有自己一套邏輯：通常隨一方徹底失敗而結束，例如美國（1861-65）、西班牙（1936-39）、希臘（1946-49）、中國（1927-49）及俄羅斯（1917-22）。敘利亞也可能如此。

（翻譯：鄭可妮，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BEN-AMI SAYS MORE – Waging Peace in Europe,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