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瑞克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在政策制定者更可能全神貫注於價格通縮的長期休眠之後,通膨的幽靈再次籠罩著世界。現在,關於如何最好地恢復價格穩定的老辯論再度浮出水面。
政策制定者是否應該採用對抗通膨的正統方法:通過減少支出和提高利率來踩住貨幣和財政剎車?他們是否應該採取相反的方向降低利率,土耳其中央銀行在總統埃爾多安的指導下採取的路線?或者,政策制定者或許應該嘗試更直接的干預,通過價格控製或壓制具有定價權的大公司,正如美國一些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所主張的那樣。
如果你對這些政策有一個下意識( knee-jerk)反應——立即推崇一種補救措施,同時拒絕其他補救措施——再想一下。經濟學不是一門有固定規則的科學。不同的條件需要不同的政策。經濟學中政策問題的唯一有效答案是:「看情況」。
通膨的正統補救措施經常造長副作用(像是破產和失業率提高),而且不總是足夠快創造想要的結果。物價控制有時候有用,例如說在戰爭期間。
而且,當高通膨主要被期望而不是「基本面」推動時,短暫的薪資控制可以幫助調節物價到低通膨的平衡。這樣「離經叛道」的計畫在1980年代的以色列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很成功。
即便低利率降低通膨這樣的主張也見得過時。在經濟學中有些學派,被今天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唾棄,把通膨跟推升成本因素連結在一塊,像是高利率。
高利率產生的通膨效應被稱為「卡瓦洛效應」(Cavallo effect),以阿根廷前財政部長卡瓦(Domingo Cavallo)的名字命名,他在 1977 年的哈佛博士論文中對此進行了討論。 (諷刺的是,當卡瓦洛在 1990 年代就職於長期處於高通膨率的阿根廷時,他會採用一種非常不同的抗通膨策略——基於固定匯率和完全的貨幣可兌換性。)該理論甚至在特殊情況得到了一些實證支持。
這就是為什麼如同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取笑目前不受歡迎的通膨想法是「拒絕科學」有如拒絕新冠肺炎是多麼地錯誤。是時尚,當關於現實世界的特定主張與現有理論相駁,這通常是邀請年輕、聰明的經濟學家展現那個主張在特定條件下其實合理。真正的經濟學科學是脈絡的,不是普世的。
今天官員通膨的脈絡做法對今天有何意義?
目前在美國和許多其他已開發國家的通膨跟1970年代末期很不同。這既不是照順序的(目前為止),也不是被也不受薪水/價格螺旋和反向指數化的驅動。
通膨壓力似乎主要來自一系列暫時性因素,例如與新冠肺炎流行相關的支出從服務重新分配到商品,以及供應鍊和其他生產中斷。雖然擴張性貨幣和財政政策增加了收入,但這些政策也是暫時的。另一種可能性是就業和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在目前情況下,已開發國家的政策制訂者不應該對高通膨過度反應。如同Adam Tooze所主支張,暫時性通膨需要克制的反應,無論是在監管還是在貨幣政策上。
對抗價格控制最好的論點不是他們「與科學不符」,而是但現在不需要考慮如此激進的事情。同樣的謹慎也適用於正統政策:央行在加息之前應該保持耐心。
那埃爾多安持續堅持高通膨是高利率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呢?這個論點的有效性總是備受爭論,由於土耳其的宏觀經濟已經失衡,而且已經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即便無法事先解決爭論,事實最終也使我們能夠區分在特定地方有意義和沒有意義的理論。就土耳其而言,自政策制定者著手進行埃爾多安實驗以來積累的證據清晰而響亮。
特別是,除了土耳其央行政策降低利率(貨幣主管單位可以直接掌控的利率),市場利率持續上升。存款戶已經要求更高的利率,提高了信貸的價格。
這破壞了降低政策利率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論點。這表示利率上升反映了更多的經濟基本面問題、經濟政策實施的不確定性以及對未來的更高通膨預期。
有時,就像土耳其的情況一樣,正統的經濟論點確實是正確的。偏離傳統政策的實驗可能代價高昂。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學有普遍的規則,也不意味著主流經濟學家的主流觀點應該決定政策。不然,歷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政策創新——想想美國的新政或二戰後東亞的產業政策——將永遠不會發生。
事實上,今天主流貨幣政策架構、通膨目標,本身就是紐西蘭在1980年特定政治經濟環境的產物。這與當時主流貨幣政策格格不入。
經濟學家當他們建議不同對抗通膨政策時應該保持謙遜。而儘管政策制定者必須對經濟事實和論點關注,他們應該在經濟學家過度自信建議時,保持懷疑。
(責任編輯:張育軒)
(原標題為《Inflation Heresi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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