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克

●倫敦政經學院校長

●前英格蘭銀行副行長

在假期之前Omicron變種病毒的出現導致在富裕國家另外一場大規模感染和住院，重新讓目光聚焦在疫苗施打率問題（或者許多案例來說拒絕問題上面，例如球王喬科維奇）。不打疫苗的人依舊沒有必要地脆弱，而打完兩劑或三劑的人則猜想到底什麼時候才夠。更糟糕的是，數億在發展中國家的人根本沒法打到疫苗，顯示國際體系持續災難性的失敗。

在這個危機當下，政策制定者必須處理最立即的問題：尚未打過疫苗的人，他們佔據了死亡與住院的多數，給病毒絕佳機會產生新的危險變種。

但是除此之外，政策制定者還需要處理問題的根源：拒絕疫苗不是單一問題。這是我們時代的主要弊病：破損的社會契約，導致在許多國家中，對機構的公共信任崩潰。

社會契約基本

社會契約是一系列規則，還有把個人、企業、公民社會以及國家綁在一起的共同義務。簡單來說，社會契約定義我們互相積欠他人什麼。在疫情的狹隘定義中，社會契約決定個人喜好多大程度上比共同利益重要，無倫人們是否感到有義務打疫苗、戴口罩或者自我隔離不是一個流行病學問題，而是社會與政治問題。

但是社會契約還「掌管」更多一系列的共同關切問題，為許多人類交流建立一個架構。舉例來說，為什麼不推動幼兒照顧？所有家庭都應該在加撫養自己的小孩嗎？企業應不應該為兒童照顧買單，或者國家應該推動帶薪育嬰假？

健康照顧的問題也類似。承擔健康照顧成本應該落在個人、老闆、保險業者還是國家身上？雇用者應該被期待給出有固定上班時間跟福利（病假或退休金）的合約，或者員工應該被期待在不同工作跳來跳去，為自己的未來打算？

在較為傳統社會當中，社會契約這個詞傾向於被家庭與社群滿足，而在現在社會則把更多的責任交給市場跟國家。但在所有社會中，成年人被期待位共同利益做出貢獻，因為他們小時候、老年時或者生病時有人照顧。

公共福利的重點在於幫助個人成長與實現他們的潛力來貢獻給社會其他成員。期望是那些接受的人也會報答。如果一個人只拿不給，這就破壞了社會契約，會摧毀個人的歸屬感和破壞信任與社會共同目標。類似這樣的破壞不只是打算個人生活，還會消弭融合社會的紐帶。

壓裂的基礎

在今天多數國家，社會契約建立在可能不再為現實的共同假設上。傳統上假設家中單一男性可以支付整個家庭的開銷，而女性只要在家照顧小孩跟老人。

人們被期望婚姻維持到最後，並且只在結婚後才生小孩。男人擁有穩定的工作，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只為少數幾個雇主工作。在學校的教育跟技能理論上夠一輩子使用。那些退休的人在過世之前只需要幾年支持。

這些假設依舊支持社會契約當中的許多條款，儘管他們變得越來越不現實。在全球，幾乎半數的女人現在參與勞動市場。（各個區域有所差異）。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經濟體，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婚姻最終以離婚收場，而儘管開發中國家離婚率較低，比例卻在上升。越來越多的小孩不是在婚姻內出生。

而且，勞動者平均而言比上個世代做過更多工作，而科技改變很可能加速這個趨勢。儘管開發中國家掙扎於讓更多人從事正職工作，非正式雇傭看起來在富裕經濟體的勞動市場中增加，越來越多人從事只有稀少保障的工作。

性別與科技因素

這些轉變有許多原因，但兩大因素至今在性別角色上產生許多轉變，顛覆傳統照顧小孩與老人的安排，而科技則是破壞了工作與教育。兩個影響依舊還在發揮作用，更多的轉變還會發生。許多國家由於人口老化與移民，正經歷重大的人口轉變。更糟糕的是，氣候變遷威脅整個經濟與生活方式。

儘管有這些驚人的發展，其中已經進行了數十年，我們還沒更新我們的社會契約。因此，公民期待跟現實上，有越來越多困惑以及不可持續的落差。當社會不再提供承諾的東西，而個人發現他們的貢獻沒有收到過去曾有的回饋，不信任與異化就會隨之而來。

類似這樣的崩潰在許多國家很明顯，比起老生常談的停滯不前與生活水準下降，這些國家為今天的憤怒與不滿提供更完整的解釋。儘管這些解釋很類似，但最終不準確。儘管不平等與貧窮與一系列的社會病徵有關，但是單單他們無法解釋富裕國家中產階級之間的政治極端主義、陰謀論、藥物成癮和拒打疫苗。

在富裕受教育人士蔓延的孤獨和與失落顯示社會異化（social alienation）反應的不只是精神剝奪感，個人健康大大依賴於一個人的歸屬感和對一個群體的貢獻，正是一個社會契約應該要支持的。

回到最初

明顯地，社會契約需要大幅翻修，但出於什麼目的？在20世紀初期，開創性的社會科學家希德尼韋伯（Beatrice Webb ，倫敦政經學院創辦人）解釋社會契約應該：

「確保國家最基本文明生活，對所有人、所有性別和所有階級開放，我們指得是年輕時有充足的營養和訓練、成年後一份薪水、生病時有人照顧，以及傷殘年老時有適度但安全的生活。」

韋伯對社會與個人之間公平的交易開出的藥方現在依然有效。這包含應該支撐21世紀任何社會契約三個包羅萬象的準則：給所有人的最低經濟安全、對能力投資的極大化以及廣泛承擔風險。

給所有人的最低經濟安全意味著每個社會應該建立一個最低工資的地板。有許多工具可以確保這樣的結果，包括開發中國家的現今轉移計劃到已開發國家中的低收入戶減稅。

但是最低安全應該包含基礎醫療照顧、可以避免老年無家可歸的退休金，病假、以及無論哪種職業都有的失業救濟金。在開發中國家，這意味著讓更多人擁有正職工作，在富裕國家，這意味著雇主支付福利給臨時工，取決於他們做了多少事。

最後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這強調社會契約需要建立適應性。勞動市場安全部表示要僵化。確實，痛點在於高度安全同時擁有高度談定，或者丹麥前首相Poul Nyrup Rasmussen所稱的「彈性安全」（flexicurity）。科技破壞不可避免的革命在於要求我們取得平衡。

需要整個村莊

在第二個原則「對能力投資的極大化」中有許多部分被忽略。在貧窮跟富裕國家中的貧窮社區中，因為缺乏社會流動和社會契約力量所需要的合適經濟機會，才華往往都被浪費掉。在那些提升個人未來希望的國家中，不滿往往是最高的。在北歐國家，大約需要花費兩到三個世代從社會底層爬到中間。在今天的英國與美國，需要花費五個世代。在南非與巴西，則要九個世代。

大多數浪費的才能都集中在女性、少數族群以及無法給予他們施展才華機會的家庭與社群當中。因為沒能創造給每個人展現潛力的機會，一個社會不只是辜負落後群體，也辜負所有其他人。

在美國，在1960-2010年之間20-40%的生產力增加來自於讓社會上的潛力才華發揮。與其從狹小的白人群體中發掘，改變法律和準則意味著雇主可以從更大的有才華人選中挑人，讓工作機會配對到最佳的員工。

同樣的，一個可以賦能來自普通社群高潛力孩童的社會，將會從創新中獲得高額回報。倫敦政經學院經濟表現的研究顯示，如果有來自窮苦家庭有才華孩童「失去的愛因斯坦」能跟富裕家庭小孩以同樣的速度追求專利研發，美國的創新可能成長四倍。

除了投資在幼童早期以外，一個21世紀成功的社會將會做更多事情來確保平等獲得教育，也許是大學教育的終身基金，或者透過職涯期間的職能訓練。儘管多數國家已經平等化教育機會，女性在工作場所還是居於劣勢，因為他們必須每天平均比男人多做兩個小時的無償工作（家事）。更優渥的育嬰假、支持家庭的公共資金以及更平等的家庭工作分配讓女性才華可以發展，造福整個社會。

最後，社會契約需要擴大風險承受。太多的壓力由個人來承受，其實可以集體承擔。舉例來說，若有提供勞動者失業保險跟再教育訓練，保持雇主彈性很簡單（雇用與解雇）。根本上來說，這樣的安排把整個社會的失業風險分盼開來，而不是把沉重成本集中在個人或家庭上。

同樣的洞見也可以用再幼兒教育、健康照顧和老年上。舉例來說，要雇主承擔產假的成本沒有道理。畢竟公共贊助的育嬰假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並減少中小企業的負擔，並創造勞動市場中更公平的男女薪資。

同樣的，讓當健康風險分散到更多人口當中，對每個人來說就更有效，CP值也更高。而當提供個人透過運動與調節飲食來管理健康，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同樣的，像是自動納入退休基金計畫和高齡保險可以給個人在他們生命後期更多安全，也緩解他人的負擔。這就是為什麼日本跟德國已經要求人們在老年也擁有社會保險。

修復連結

社會契約不是正是法律文件，也不是一體適用的藥方，美國、日本、智利和迦納每個國家都不同。美個社會應該根據自身特殊歷史設定自己的社會福利，在不同衡量標準中依靠家庭、企業、社區組織和國家。

所有國家都共同擁有的挑戰是氣候變遷和疫情大流行。以零碎的方式面對這些挑戰是不切實際的，沒有共同目標解決他們根本不可能。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全球互相依賴，同時也重新思考將我們社會連結在一起的紐帶。只有在國家層面上有新的社會契約，一個真正貼切現代生活的版本，我們才能重建達到國家內與國家之間所需的信任。

（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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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Pandemic and Our Broken Social Contract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