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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中國

《大家論壇》新疆視角：中國非常樂意協助研究人員　為北京臉上貼金

馬毅仁（Ian Buruma） 2022年02月12日 07:00:00

馬毅仁

●《紐約書評》前編輯

● 著有《東京情史：回憶錄》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在近幾年對中國的人權狀況進行了研究。作為這項工作的一部分，該大學跨文化人權中心派遣了多名研究人員前往新疆——該省因中國當局大規模監禁100多萬維吾爾人和其他主要為穆斯林的少數民族而臭名昭著。在位於重慶的西南政法大學資助下，該中心在一份新聞通訊中公佈了調查結果。

在通訊中其中一位荷蘭研究人員彼得佩韋雷利（Peter Peverelli）表示沒有在新疆看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這有點奇怪，卻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他說該地區「棒極了」，有著「可愛的人民，壯麗的景色和美味的食物。沒有強迫勞動，沒有種族滅絕，也沒有西方媒體可能想出的其他謊言。」

但自由大學也不得不承認有些事情不太對勁。它現在聲明不會再接受中國對該中心的資助並將歸還去年收到的資金。跨文化人權中心的網站已經下線，只留下了一句簡短聲明：「人權一個是包容性和多樣性都非常重要的領域。」

這算是一種委婉的表達方式，因為納粹當年就不是很熱衷於包容性或多樣性。但用這種方式來描述中國政府對一個民族和宗教少數派民眾的系統性迫害則是非同尋常的。

這並不是說像佩韋雷利這類否認虐待行為的人一定收受了賄賂。他們很可能認為中國政府所說的都是真的。那麼他們為何要通過拒絕接受中國的資助來證明自己本已相信的新疆人權狀況？同樣的情況可能也適用於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一些西方支持者——他們收了俄羅斯的錢並因此對北約表示反感。

有些研究可能需要大量資金，而大學的經費往往較為緊張。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非常樂意協助研究人員去為自己臉上貼金。問題是既然政府或其他機構的慷慨資助中夾雜了政治訴求，那大學或媒體是否應該接受這些資金呢？

譬如英國文學雜誌《邂逅》就曾在1967年陷入了窘境，當時中情局對該刊物的間接贊助被揭發，致使其編輯斯賓德（Stephen Spender）辭職。日本1980年代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讓許多西方人坐立不安，也令那些接受日本企業資助的美國大學遭到了諸多批評——即便這些大學聲稱並未被施加任何附加條件。與此同時一些批評日本企業實力的人也得到了歐洲或美國機構的贊助。

官方或非官方的補貼並不一定有什麼問題。可一旦它們出現問題時通常基於兩個原因：聲譽美化或政治交易。

1990年代中期牛津大學曾被一起「弗裡克事件」（Flick affair）所激怒。聲譽甚佳的弗里克（Gert-Rudolf Flick），一位傑出德國實業家的孫子，提出要贊助一個關於歐洲思想的講席並以其姓氏命名。經過一番糾結之後牛津大學拒絕了這筆錢，因為弗里克公司曾在二戰期間借集中營的奴隸勞動牟利，而其祖父佛德里西弗里克（Friedrich Flick）也被判處過戰爭罪。

人們很可能會問難道在牛津大學設立默多克（Rupert Murdoch）語言和傳播學講席就沒問題了？默多克不是戰犯，但他仍然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媒體和政治人物。還有日本的笹川良一（Ryoichi Sasakaw），他的笹川和平基金會向包括耶魯大學在內的許多機構發放了大量資助。笹川是一個黑道成員和法西斯分子（也是一個戰犯嫌疑人），但在1995年去世的他已經不算是一個政治人物了。

不過從一個尋求洗刷自身污點的人那裡拿錢雖然齷齪，但對大學或媒體的知識正直性來說並沒有像政治宣傳那樣危險，而這正是事情變得棘手的地方。

有些政府比其他政府更值得尊敬。法國、德國，甚至美國（還算夠格）的民主要優於普京或習近平的獨裁主義。美國當然也在利用其「軟實力」來推動自身利益。但與獨裁國家不同的是，「宣傳」這個詞在自由民主國家仍然是一個髒字。在美國軟實力的背景下保持一定的獨立性還是容易一些（《邂逅》雜誌就是如此，它當年還算是一本優秀雜誌）。

但即使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也並非總是那麼簡單。美國大學不僅收受日本企業的贊助，而且還從日本政府獲得資助，特別是用於日本研究。知名政治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繆爾斯（Richard J. Samuels）對此表示：「一旦獲得了捐贈，你就得保持一定的距離，而捐贈者的影響也應當隨著錢物的交付而到此為止。」

我們沒有理由去懷疑薩繆爾斯的說法。日本政府可能手法比較老練，讓人看不出它對贊助的獎學金和專案內容施加了什麼直接壓力，但一些教授曾私下跟我表示他們會擔心是否應該支持某些可能涉及挑釁性課題的博士研究，因為那會不必要地激怒其捐助者。

而中國的做事方式則大相徑庭。對習近平的批評——尤其但不限於對新疆或西藏人權狀況的批評——會很快受到懲罰。在澳大利亞政府要求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後中國當即對其實施了多項經濟制裁。同樣，人權觀察組織執行主任羅夫（Kenneth Roth）被禁止進入香港，因為他的組織曾批評過中國的人權記錄。簡而言之，佩韋雷利或其他任何人的真實想法其實並不重要。中國的資助並可不是沒有交換條件的。

許多種類的財務支持可能都是如此，關鍵在於有無附加條件。大學需要資金，媒體機構有商業訴求，政府有政治優先事項，而私人捐助者，無論是否曾經犯罪，都懷有個人利益。

但如果財務贈與伴隨著對學術回應和政治順從的期望，那麼學術獨立性就無法得到保證。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現在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遲到總比不到好。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