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維爾

●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國際經濟教授

若是要學習世界史的學生選出一種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因素的話，「人口遷徙」將會是一個絕佳的候選人。曼徹斯特大學的歷史學家加特雷爾（Peter Gatrell）在《歐洲的動盪》（The Unsettling of Europe）一書中指出，社會中沒有因人口遷徙而動盪的和平時期比戰爭之間的間隔還要更短且更少有。

當然，戰爭本身在歷史上就一直都是一個促成移民的主要因素。不過在近數十年中，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所改變。征服部落以找尋新居住地與開發地（並在途中屠殺、驅逐或奴役當時的居民）的歷史典型，漸漸地被一種「更大型的衝突創造出移民潮這個副產品」這樣的模式所取代。

加特雷爾在全面、精彩又富有人道關懷的歷史中談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武裝衝突至今仍然是造成移民遷移最大且唯一的因素，而這樣的遷移也對移民來源國及移民目的地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牛津大學教授貝茲（Alexander Betts）的《難民之財》（The Wealth of Refugees）一書中，貝茲提出了一個一氣呵成且敘述完整的「難民經濟學」，讓我們可以藉其理解人類遷移所蘊含的意義。

給我你的勞瘁與窮苦？

以上提及的兩本書在規模、特色與目的上都十分地不同。若是單獨閱讀的話能夠得到許多收穫，但若是接連閱讀，他們各提出的觀點將會帶給讀者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兩本書都把定義當成主要的議題之一。是什麼造成移民與難民呢？人們對於移民的態度通常取決於如維多利亞時期社會改革家的那種分類方法：區分出「值得救濟的窮人」以及被社會認定為不值得救濟的不幸者。當我們談到現今流離失所的人們的時候，難民通常會被歸類為「值得」的那一類，然而往往會讓人懷疑該如何分類移民。移民遷移的原因通常會被判定為「經濟因素」，而這樣「跨越邊境以追求新生活」的理由的道德水準通常會被認為比「因暴力衝突或自然災害而遷移」還要更低。現今將難民視為「逃離戰亂與迫害」的概念深埋在因其而生的保護系統之中。

而這樣的保護系統原先是聯合國用以處理戰後歐洲的大遷移潮的。加特雷爾與貝茲分別從自己的視角詳細地縱觀了這段歷史。從貝茲的視角，我們可以看見某些區別變得模糊了。舉例來說，人們大都認為「移民」保有安全地回到自己家鄉的選項。然而貝茲指出這樣的安全性越來越難以獲得。他因此提出了一個叫做「生存性移民」的新分類，並表明那些逃離失敗國家的人們（像是當

今的委內瑞拉和阿富汗）必須和難民享有一樣的地位—根據國際法，難民不能被驅逐或遣返。

當這些國家努力安置一波波的移民及尋求庇護者時，這樣分類上的模糊造成了許多已開發國家社會與政治上嚴峻的局面。加特雷爾藉由娓娓道來流離失所的人們所遇到的絕望和困難，帶領我們跳脫關於這個議題駭人的政治因素。透過生動描繪許多人們起初如何經歷陌生環境，以及他們如何形成歸屬感，他展示了為什麼遷移中的人們，無論他們為何遷移，都值得被更和善、更同理地安置。這是一個歷史書寫作證絕佳的例子。

因為闡述的是一段連續至今的歷史，加特雷爾也提供了當今關於移民的政治經濟學的新鮮見解。像好的歷史書寫時常做的，他喚起我們對於有深度連續性的事物的注意，像是一直以來對移工都有的需求。這是一個現代經濟史上不斷重演的模式，從二戰後人口稀少的蘇聯的勞工需求到不斷老化的富有國家依賴移工補足低薪工作的職缺都是如此。

另外一個驚人且有持續性的是殖民合作者的角色。讓我們看看過去為美國支持的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以及現在必須逃離神學士政權的那些人。他們的情況與加特雷爾所訴說關於「哈吉人」（Harkis）的故事驚人地相像。這些支持法國的哈吉人在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後，為了逃離民族解放陣線的報復而遠走他鄉。

不過，在加特雷爾的歷史縱觀中，沒有連續性的事物也同樣地重要。在過去的十年中，歐洲雖然相對地平靜，卻也經歷了如全面性戰爭一般大的移民潮。在2014年到2020年之間，約180萬人橫越地中海抵達歐洲，而據傳有16,000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蹤。原本悠然自得的歐洲人現在必須面對悲慘的現實—利比亞、敘利亞以及周邊各地區的衝突一觸即發。

雖然如此，只有一小部分抵達歐洲的移民是為了直接逃離那些衝突事件。大部分的人們是來自如阿富汗的失敗國家或逐漸崩解的國家，抑或是從撒赫爾（Sahel ）經非洲西北部的馬格里布地區或索馬利亞半島而來。這些人通常會受到藉地區混亂讓自己通道獲利的走私者的幫助。

什麼是該做的？

在西半球，貝茲提出的「生存性移民」現象也持續不斷地被強化。從中南美洲來的移民潮問題在近二十年已躍升美國最大的政治議題之一。對於這個部分的移民議題我們需要更仔細的經濟分析。相對於加特雷爾的敘述不強調給現今的政策困境一個歷史教訓，貝茲的作品明顯地就是為了政策建議所設計。

貝茲的「難民經濟學」框架由四個樑柱所撐起：倫理道德、經濟、政治與政策，而經濟這個樑柱支撐著「為了撥亂反正，什麼是有用的」。他分析的依據是在肯亞、烏干達及衣索比亞對許多難民人口所做的實證研究。對於一些西方的讀者而言可能會耳目一新：這三個非洲國家在2017年到2020年間比歐盟整體還要安置了更多的難民。

正如他先前的作品一般，貝茲強調將難民安置在鄰近國家才最可以保障他們的生活福祉。他強調烏干達成功的政策以表明他在新的研究中的主要發現—當難民得以自行行動並找工作就業的時候，對難民本身與接收國家的經濟都會有所助益。

在關於來自富國的外部金援和利用條件性促進有利的結果上，貝茲有許多明智的意見。他在書中寫道：「對於在乎難民保護的人而言，拒絕並不是一個選項。」不過，雖然很少人會不同意這樣的意見，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出這個相當縝密的政策框架可能會被真實世界的負荷所壓垮。

這並不是表示說貝茲所提出的待辦事項中有任何一項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富國必須要有能力說服選民支持提供更多金援給安置難民潮的窮國。儘管在英國和其他地方，疫情帶來的焦慮造成了援助預算的減少，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理由編列這種援助預算以預防未來的難民潮與尋求庇護者。

一個更加基本的問題是富國本身的經濟越來越失調。與流離失所的人們的「需求」相對的是富國有效回應的「供給」。這可以採取的方式有：幫助發展以從源頭減少需求，或是採取以更節約、更有社會永續性的方式安置大規模移民的新框架。其中一種方式是要求「經濟」移民在被核發家庭團聚簽證之前必須要記錄下自己工作的穩定度、語言能力與一般的融入程度。

然而我們需要做調整才能讓美國與尤其是歐洲經濟體（因其不甚理想的人口組成）斷開對國際移工長期以來的依賴。歐洲的案例展現了一個與加特雷爾描述的戰後情形截然不同且相反的情況。雖然現在可能難以想像，但義大利和希臘的人口多到國際歐洲移民組織必須要規劃一個大規模的遷移，將他們從那兩個國家分別送到巴西和澳洲。

惡劣的移民接收國

加特雷爾的敘述也強調了接收國的經濟條件所扮演決定性的角色。當移民社群太大且太集中導致無法擁有順利的文化同化的時候，將會有一個問題浮現（這個問題也在早先貝茲與柯利爾（Paul Collier）關於難民的書中被強調過）。這個風險被廣泛地（雖然仍有許多爭議）認為取決於移民文化對於接收國的「陌生」程度。

來自先前法國在馬格里布的殖民地並現在住在法國的僑民們可以作為一個十分顯著的例子。加特雷爾引用了早至1975年的意見調查指出大部分的法國人認為北非人無法被同化，而因此他們的人數必須被削減。他也描述了在1970年代石油危機之後的不景氣以及蘇聯解體後加強的移民壓力和另一個經濟衰退同時出現的時候，西歐的移民法規如何變得更加嚴格。

關於在這些事件中因果關係方向的問題，我會選擇做出一個比加特雷爾更加明確的結論。在戰後成長的「光榮」三十年中，管理有害的社會反應比移民更簡單，因為許多經濟體都享有充分就業與影響層面廣的非宗教性生活水準的

提升等待遇。我在太平時代的大巴黎地區長大，而我記得的學校社區中的種族關係都是十分和諧的。

這樣的歷史經驗顯示了勞工市場的重要性連學校都比不上。在法國，由於1970年代停滯型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失業率攀升成為了一個慢性問題，而這樣的問題也有著對於移民態度的顯著含義。因此，在1997年，依加特雷爾所記，法國的移工部部長德福爾熱（Philippe Deforges）擔心地說道：「當提到北非人的時候，『這一堆糖』沒有依照應該要的方式溶解。」

如果這些被集中的僑民在蓬勃的勞工市場中找到一席之地，「北非人對同化比較抗拒」這樣的想法就不會被這麼多人所接受。這些社群無法受益於可得的工作與逐漸提升的生活水準（也就是「一堆堆糖」的最佳溶劑），而是在福利上陷入困境並困在都市貧民窟中。

這個問題確實不只局限在法國。低成長與高失業率所混合成的毒素也促成了已開發經濟體的對移工的仇恨。民粹主義的政客們不斷從「移民對福利國家的利益虎視眈眈」的輿論中獲取支持。在英國等國家中，政府把移民工作人口帶來的額外經濟效益放入口袋中，並且沒有在公共服務上承諾相對應的發展。

病症

這些經濟問題與失敗的政策早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時候就早已被建立了。如加特雷爾所說，那是「陰影籠罩歐洲」的時期。在寫到中間這些年份的時候，加特雷爾發現越來越難以把對於移民的負面態度（包括無證者及尋求庇護者）與更一般性地對政治的不信任這兩者分離。其實，2008年的陰影變得更長了。經過15年左右的薪資停滯與越來越多的不平等，貝茲促進難民自立與社會流動的提議也變得可以適用在富國中土生土長的中低收入戶。

許多在已開發經濟體中的選民已經選擇藉由棄票或有組織地不投給傳統主流政黨以抗拒政治階層。（同樣地，在美國和英國，傳統的中右翼政黨被叛亂分子所把持）因此人們的流離失所一直以來都不只與地緣有關。雖然移民仍然把歐洲與北美洲等富國視為嚮往的目的地，這些國家自身的經濟與政策上的不足也已經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內部流放問題。

這樣的社會經濟紊亂在對有文化差異的移民的負面態度中所表現出來也並不奇怪。當我們提到管理移民問題時，就像其他許多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挑戰一般，歐洲和美洲必須遵循這個古老的諺語：「醫生，醫治自己吧！」

（翻譯：

梁東謀，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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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Growth and the Migration Facto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